【冰点】：从毛主席语录到研究员职称

c381 · 发表于 2008-1-2 12:4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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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从毛主席语录到研究员职称
——杨乐访谈
2007-08-22
邢小群

编者按：今年不仅是恢复高考30周年，同时也是恢复职称评定30周年。此中意义，结合当时学界状况乃至社会背景，方能进行较准确的评估。本刊特发表学者邢小群对数学家杨乐的专访，以资读者诸君思考。

当时也就这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在搞研究

邢小群（以下简称“邢”）：1977年，中央决定将陈景润从助理研究员提升为研究员，您和张广厚从研究实习员提为副研究员。这意味着恢复职称评定制度，是当时中国进入“科学的春天”的举措之一。此事到现在已经成为历史。当时的三人只有您一人在世了。今天，请您谈谈这件事的背景情况。

杨乐（以下简称“杨”）：先谈谈我们的学历背景吧。我和张广厚1956年到1962年在北京大学学习。那时较多大学学习苏联，实行五年制。我们本来的学制是五年，应该在1961年夏天毕业，但到了1960年，学校宣布我们再延长一年。理由是因为中苏关系已经破裂，苏联专家都撤走，中国要自己培养有更高水准的人才。这就决定让北大、清华的学制从五年延长到六年。而北大呢，只让理科延长一年，文科不动。那时对社会科学还不够重视。这样，我们就延长到1962年毕业了。1962年毕业也有好处，那时正在“右倾回潮”。1949年以后，大学本科学制一般为四年，稍后延长为五年，没有招收研究生。1956年要向科学进军，招过一批研究生，数量非常少。1958年大跃进，研究生制度被破除。到了1962年，才又开始招研究生，直到“文革”前。

那时的研究生没有学位的概念，学历也不统一。在大学，研究生学三年；在科学院，研究生要学四年。研究生数量也很少。我和张广厚是1962年通过考试，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66年毕业。1966年春天，我们已经把毕业论文作好，装订好，送到各处去审查，准备论文答辩时，“文革”开始了。

我和张广厚还是幸运的，“文革”前受到了大学和研究生的完整教育和培养，学术训练也较完整。但从另一方面看，刚刚学到一点本领，准备发挥作用了，“文革”开始了。当然，我们在大学时，也参加反右、大跃进、教育革命等各项运动，读研究生时参加“四清”。我说的完整的学习和训练是相对于大学没读完就被迫参加“文革”的人。

邢：“文革”开始以后呢？

杨：“文革”开始时，我们还都住集体宿舍。我没有结婚，张广厚结了婚，也住集体宿舍。大家要么政治学习、写大字报，要么到北大、清华等周围院校看大字报，了解所谓的运动情况。那时候，办公室是完全不能看专业书做研究了。图书馆还开门——我们数学所有自己的图书馆，科学院也有图书馆——但没有人敢去看书。我们住集体宿舍，6人一个房间，本来条件就很差，更可怕的是，一旦被人发现你还在看书，就会受到批判，说你走白专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当时和反革命也差不多了。如果有自己的住房，有点空，可以看书，别人不知道，也管不了你。

陈景润就有这么点优越条件。他的情况非常特殊，身体太差，内脏和很多器官都有毛病，所以运动一来，他到医院，能开出全病休的假条。陈景润这个人也非常怪，与他人根本不能同住在一起，习惯和常人不一样。他上世纪80年代才结婚。我们1962年刚到数学所当研究生时，没有正规的集体宿舍，就把单元房子当做集体宿舍，陈景润把一处单元房其中没有用过的卫生间当做了他的住房。到了1964年，我们搬到集体宿舍楼里，这座楼的楼下有个锅炉房，三层与锅炉房相同地方有一个很小的房间，他就一人住进去了。如果有人偶然去敲他的门，他就把门开那么一点点缝儿，说完了两三句话后赶紧把门关上。他可以全休，这样一来，就可以做他想做的事了。

我和张广厚从1966年到1968年就处在这么一种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中。那时，1966年和1967年的大学毕业生都分配不出去，只好先到部队农场劳动，包括研究生在内。我和张广厚从1968年的8月到1970年的1月在解放军农场劳动。去的时候没有告诉要多长时间，已经做了永久性的打算。而且部队的管理，完全把我们当做十几岁刚入伍的兵一样。

1970年初回来以后，还不正常。陈伯达还在台上管着科学院。陈伯达提出科学院要三面向：面向工厂，面向基层，面向中小学。所以从部队农场回来后，我还到石景山的北京九中教了几个月的书，又到北京东南郊的有机化工厂工作了几个月，经过了批判极“左”思潮与清查“5·16”运动，直到林彪垮台。

“文革”初期，科学院的运动，周恩来总理一直是过问的。周总理差不多一两个星期到科学院来一趟，主持大辩论，辩论科学院党委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修正主义路线。林彪事件以后，周总理发挥的作用又大了一些，科学院可以恢复研究工作了。科学院在“文革”期间已经变成连排编制，1971年底恢复科室编制。从1966年下半年到1971年国内所有的学术期刊都停止出版了，科学院与大学的研究工作全部停止，大学生、研究生也停止招生，直到1972年，一些大学才可以招工农兵学员。

但是，即使科学院可以恢复研究工作，我想，依当时的条件，也只有数学所的极少数人个人可以搞些研究。其他研究所，特别是要依靠试验室搞研究的，还是不能开展工作。因为那里的课题组还是要组织一些人，立项目。而当时大的背景，仍在指责搞研究就是留恋过去的路线，回到修正主义的老路上去。在这种气氛下，除了数学所个别人有可能做些研究工作，绝大多数人，是不做的。有些人可以去做家具、装收音机，也不愿意恢复研究。多数人认为可能永远就是这个样子了，批判起搞研究的人，还是和批判反革命一样。

这时，我和张广厚开始恢复研究工作有些主客观原因。从主观讲，觉得林彪垮台以后，周总理在过问科学院的工作，研究环境开始好转了。“文革”前我们一直处在学习阶段，学到了一些数学方面的知识，具有了一定的水平，到这时还没有用上，有点不甘心。我们隐隐约约地感觉这个国家总不能这个样子，科学还是要发挥作用吧？客观原因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像陈省身、杨振宁这样的科学家开始回国访问，他们看到中国的状况，曾婉转地表示基础理论研究还是有意义的。这时周培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的就是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有了这个背景，我和张广厚就从1971年底1972年初开始比较努力地做研究工作了。

《中国科学》和《数学学报》1973年正式复刊。《中国科学》是综合性的季刊，一期发表两篇左右的数学文章，一年大约发表8篇数学方面的论文。《数学学报》也是季刊，当时很薄，八九十页，还登一些批判内容，一本一般发表七八篇文章。我和张广厚计算过，那时全国每年能发表的数学文章仅三四十篇。那几年，我们的研究工作比较顺利，但我们不希望锋芒毕露。我们私下说，我们俩一年发表两篇文章就不错了，占的份额也不少了。比如，有一期发表我和张广厚文章的《中国科学》，上面的另一篇数学论文是华罗庚、王元搞的多重积分的近似计算。可以看到当时也就这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在搞研究。这样一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

那天引用的毛泽东语录是“又红又专”

邢：您还能回忆起对您和张广厚大力宣传的情况吗？

杨：我想，粉碎“四人帮”以后，多数人已经明白，“文革”期间这样对待教育、对待科研、对待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问题太大了，就要拨乱反正。拨乱反正比较好做的是，先从正面树立典型吧。但是真正要树立典型时，困难也不少，因为这个典型总得要做出一些成绩来。我们那时与世界隔绝，怎么证明这个典型具有世界性水平与意义呢？怎么能得到世界的承认呢？

1976年5月有一个美国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代表团到中国访问。数学除了应用部分，我们国内叫基础数学，国外叫纯粹数学。这个代表团包括理论与应用两方面的学者。我们能接待这样的代表团，一方面表明尼克松访问后，两国有所接触，而数学领域能回避敏感问题。中国科学院外事局事前给我们打招呼说，人家是来摸底的，想深入地考察一下我们的研究水平到底怎么样。“文革”十年，包括“文革”前，我们与世隔绝，使人家对中国的情况根本不了解。对于这个美国数学代表团，中国方面是很认真接待的，想通过他们向外界表明，我们的“文革”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大成就。所以，中方非常重视，在科学院、北大、复旦等重点大学组织了60多个报告。意思是，拿出点东西给人家看看。还是盲目自大，认为我们自己的水平很不错，其实根本不了解外面的情况。

这个美国数学代表团来的时间比较长。代表团一共10个人，除了一位工作人员外，其他9位都是水平很高的数学家，5位是搞纯粹数学的，4位搞应用数学，都是有声望、有判断力的专家。他们单在我们数学所就听了十多个演讲。又去了北大，去了上海、东北的一些院校，听了很多报告。他们做事很认真，最后出了一本100多页的访问中国的书，书中最主要的几页还在美国数学会的一个学术期刊上发表。那本书也寄给了我们。该书与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认为，中国的数学研究是与外界隔绝的。他们对中国数学的总体评价相当一般，但指出纯粹数学有的领域，确实是第一流的。其中几次特别提到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与杨乐、张广厚研究的“函数值的分布理论”，用了相当高的形容词来描述我们的工作和成果水准。

1976年7月，中国科学院出了一份内部的简报，介绍了美国数学代表团在国外对我国数学研究的介绍。但是很快，就是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内部简报也就搁置了。

粉碎“四人帮”后，我和张广厚受到了重视。到了1977年2月，开始了对我和张广厚的宣传。我们也没有想到宣传的态势那么大。新华社国内部记者周长年，采访了我们好多次，我们原以为也许是在内参上有那么一小块报道罢了。没想到1977年2月26日几个大报都在头版第二条位置上，报道了杨乐、张广厚在函数领域做出了具有世界水平的贡献。那天引用的毛泽东语录是“又红又专”。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的所有成员都画了圈

邢：您当时的研究是否还得依赖国际间的信息交流？

杨：实际上现代的数学基础研究还是要依赖信息交流。但是过去我们做不到这些。早在1964年我和张广厚就有一个合作研究。1965年1月投稿，在当年9月份的《中国科学》上发表。1964年英国皇家学院的W．K．Hayman在伦敦举办过一个函数论会议，他提出与汇集了在学术界我们这个领域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到了1969年美国一个数学家发表了一篇论文，是在国际顶级的数学杂志上。这篇论文说我和张广厚在1965年发表的论文解决了W．K．Hayman提出的一个问题。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W．K．Hayman提出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因为他是在一个学术会议上提出的，而当时，我们不要说去参加这种会议，就连1964年在伦敦举行这次会议我们都不知道。W．K．Hayman把他提出的问题，正式出版了一本很薄的小册子，1967年出版。中国1967年在搞“文革”，根本没有进来这本书。1971年底我们开始做研究工作，看到那个美国数学家发表的那篇论文。而这时我们还没有看到W．K．Hayman的书。直到1975年我才托黄且圆（杨乐夫人）的一个亲戚在美国给我买这本书。W．K．Hayman的书1967年出版，发行量很小，买不到，这个亲戚就在大学图书馆找到给我复印了一本寄来。我收到的时间是1975年9、10月份，这时我才知道W．K．Hayman提出的是什么问题。我们在1965年发表的文章确实解决了他的这个问题。在我们做研究的时候与外界完全处在隔绝状态，这些信息都不知道，只有将国内图书馆拥有的图书与文献作为研究的基础。现在情况不同了，仅仅从网上马上就知道很多信息。

1977年报道的内容，实际上是我们做了能够做的事情，并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同，但也不一定非要在全国范围内搞那么大的宣传。因为我和张广厚北大六年有好的基础，研究生阶段跟着熊庆来先生学到好多东西，也是比较好的学生。我猜测中央是要改变“文革”期间“左”得不能再“左”的知识分子政策，需要树立正面典型，又找不到多少正面的典型，就拿我们当例子罢了。

说到国际同行的认同，一方面有那个美国数学代表团的承认，另一方面1974年还有一个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相当于科学院的院士）与我们的会见。他年纪比较大，是函数论的专家，叫A．C．Offord。他1974年10月到中国访问前，已经在《中国科学》上看到我们的文章，他来之前就说要会见杨乐和张广厚。他不是作为数学家身份来的，而是以英中了解协会主席身份，受中国对外友好协会邀请，作为半政治、半民间交流来的。但因为他是我们的同行，就要求会见我们。所以1974年10月，他被请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时，我有一个演讲，谈了我们已经发表和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当时，他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说这是惊人的成果，还说回到伦敦要向他的同行报告这项成果。回去以后他也这样做了。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中还有W．K．Hayman的同行专家，一直保持和我们的联系。Hayman教授是国际上我们这个领域的权威学者，曾于1954年和1970年两次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一小时演讲。1975年、1976年他曾经邀请我们到英国访问。但那时，我国出访极严，轻易出不了国门。一直到1977年，Hayman自费来北京访问，见到我和张广厚，回去以后，又运作我们到英国访问和参加在瑞士举行的国际函数论会议。这次会议在1978年春天召开。有关记录表明，我们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以学者个人身份出国访问的首例。

我们去英国访问的报告是1977年12月或1978年1月，由科学院外事局上报的。到了春节前夕，外事局把上面的批示复印件给我们看了。政治局委员、科学院院长方毅在报告上有一段话，大意是杨乐、张广厚的水平不错，让他们出去可以发挥在国际上的影响。他倾向支持我们到国外交流。然后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的所有成员都画了圈。可见那时对于出国多么慎重！到了1978年12月以后，邓小平才决定派比较多的人到美国等国做访问学者。

邢：“文革”前，数学所的专家们能与国际前沿对上口吗？

杨：拿数学所来说，上世纪50年代华罗庚的水平与当时国际前沿的研究没有什么差距。华老的主要学生的水平在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与国际上那个研究领域的水平也很接近，但他们的研究面不如华老那么宽，修养不如华老那么深。比如，陈景润与王元在解析数论方面，和国际同行的水平差不多。包括我和张广厚上世纪70年代在函数值分布理论领域，也是国际水平。

邢：您和张广厚做研究生的论文水平，也是比较前沿的吗？

杨：应该说是和国际上很突出的博士论文的水平相当的。1969年那个美国数学家的论文就是博士论文，发在国际上三四种最好的数学期刊之一上。而他的博士论文与我们的研究生论文水平大致相当。

邢：您和张广厚当时的研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条件吧？

杨：我们和西方的同事相比，他们比我们更容易成长。他们有好的氛围，有好的交流，论文出来能得到及时关注。我们只有做得很突出时，人家才能关注。

邢：您1973年在《中国科学》上发表论文，编辑如何判断你们成果的价值？

杨：他们请北大的庄圻泰教授审稿。陈景润论证“哥德巴赫猜想1＋2”的论文是数学所王元与北大闵嗣鹤教授审阅的。闵先生花了三个月时间看陈景润的文章。他审查完了，说血压也升高了。

邢：你们写论文用的是什么文字？

杨：当时我们在《中国科学》上是法文与中文同时发表。“文革”前的《中国科学》只用外文。1973年复刊时，可能觉得光用外文不好，就决定两种文字同时用。可以用英文也可以是法、德、俄文中的一种。我们刚开始的几篇文章用的都是法文。

我中学六年学的是英文，但大家都很不重视。大学一二年级必须学俄语，大学四年级学第二外语时，我学了一年法语。念研究生时，我们这个领域的文献大都是法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法国和德国的数学在世界上领先。我们的导师熊庆来三次访问法国，在那里居住达十多年。他要求我们用法文写文章。1976年以后,我们的文章开始用英文写了。

《人民日报》头版登了一条消息，四栏标题

邢：请您谈谈当时中国科学院整体的情况。

杨：科学院的人对胡耀邦比较怀念。1975年胡耀邦和李昌在科学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很短，就几个月，但他们工作非常务实，给科学院解决了不少问题。并且形成了《科学院汇报提纲》。邓小平对这个提纲是很肯定的，但拿到毛泽东那里，毛不表态，还针对提纲中引用了他的讲话表示，他不记得说过这样的话。总的感觉是他不满意。不知道他是对“汇报提纲”有意见，还是对邓小平的一些做法不满意。

看起来，1977年初，华国锋并不太同意全面采用邓小平的一些设想和做法，所以并不把胡耀邦派回来在科学院发挥作用。让胡耀邦去了党校，而把方毅派来了。方毅来后各方面也做得比较好。记得1977年3月，方毅举行过一个座谈会，把我和张广厚约去，叫我做了一个发言。发言前他们有所提示，让我们在发言中要充分肯定老科学家的作用。那时让我们特别提出这个问题，可以看作是针对“文革”中对老科学家不公正待遇的一次纠正信号吧，表现出上面在对待老科学家的问题上要有一个政策调整。那次会还有严济慈、吴有训发言。我发言提到，我们能有今天的成果，熊庆来先生给我们打下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方毅在讲话中还特别肯定了这一点。

邢：接着就该是恢复职称评定了吧。

杨：当时是一件大事，1977年10月份中央决定恢复职称评定。

我们在科学院研究生毕业以后，职称是不明确的。那时人们也不提职称。比如说到华罗庚、吴有训，也不说这些人是教授还是研究员。我和张广厚1966年没有经过论文答辩，也没有宣布我们毕业，“文革”浩劫就来临了。去农场的时候，也不认为我们是数学所的人，前景未卜。后来把我们正式参加工作的时间定为1966年6月,工资待遇是第一年试用期63.5元,一年后转正69元，比大学毕业生高两级。“文革”以后，正式场合要填表时，我们就填研究实习员，相当于助教一档。陈景润是1953年厦门大学毕业，做过中学教师。1956年至1957年间才到科学院。1963年他被提到助理研究员，相当于大学讲师，工资是80元左右。从1958年到1966年8年当中，除了1963年有部分人调整升过一级工资外，工资再也没有动过。而1952年到1956年差不多每年都会调一级工资。因此，1952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人到1956年工资可达月薪108元那个级别。而1959年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到1977年月薪还是56元。近20年没有变化。

1977年10月4日的《人民日报》头版登了一条消息，四栏标题，引题：根据党中央关于恢复技术职称的指示；主标题两行：中国科学院提升陈景润为研究员提升杨乐、张广厚为副研究员。这等于让我们从研究实习员跳过助理研究员到了副研究员这一级。陈景润跳过副研究员到了研究员这一级。后来，中央还直接批示给十几个人每月50元的津贴，陈景润、我和张广厚都有。我不知道中央是否要求下面相应地也做这类事情。

邢：您说的是在全国范围，还是科学院范围？

杨：我所知道的科学院只有我们三个人。我们是69元工资加50元津贴，维持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后来决定将津贴纳入工资，所以1981、1982年我的工资在126元那个档次。李昌当时还在科学院，他曾说，想使学部委员的工资最低达到200元。我是学部委员，大约在1986~1987年，我们的工资达到了200元钱左右。

1990年6月我的工资大概是340元。有件事可以帮助我记忆。当时，所里有个同志和我说起生活很困难，我从工资里拿出100元帮忙解决燃眉之急。

邢：您提到正研究员是哪一年？

杨：1978年数学所开始正规地评职称了。在这之前，我们所一位1937年清华毕业、一位1939年北大毕业的同事，还是副研究员。其中一位还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这些人在1978年被升为了正研。还有华罗庚的学生，像王元、陆启铿、万哲先，是1963年的副研究员，也是1978年才提升为正研。

1977年给我们评副研职称的时候，科学院当时的领导钱三强对我和张广厚的情况比较了解。比如参加科学大会，华老、钱三强、严济慈，陈景润、我和张广厚都在同一个小组。1978年4月我和张广厚到瑞士参加国际会议，并到英国顺访，出访前，钱三强代表院里同我们谈了一次话，回来后又向我们了解出访的情况。他知道我们在国外同行中间，水平是不错的。所以，1978年评职称时，钱三强表示应该评我们为正研。但是数学所希望缓一缓，觉得我们两个已经提为副研了，比同龄人高出许多。所里提职称是有比例的，钱三强虽然那么说了，所里还是以此把我们的提升推后了。为这个事情，我和张广厚还找了一次李昌。我们强调数学所比较特殊，其他所因为有实验人员，基数大，而我们全是研究人员，按相同比例，不大公平。后来李昌在院里也提到，像数学所，不应该受比例限制。没有多久，我和张广厚在1979年1月提为正研究员。

1980年，科学院内部要恢复学部委员制度，让老院士像华老这样的人提名选举。当时不像现在评院士那么热闹。那时各大学和研究所都在推荐学部委员候选人，我们并不知道。因为1979年10月，我和张广厚已到美国访问，访问期是一个学年。我们还在国外呢。

邢：那时候，是不是因为你们经常到国外有国际交流，科学院要考虑有个身份对等的问题？

杨：那不一定。从英国皇家学院A．C． O fford与W ．K ．H aym ang相继来访以后，和我们一直保持联系，不论是向外界介绍我们，还是给我们写信，他们都称我们为教授。那时我们还是研究实习员。英国不像美国，美国大学一个系里可以有很多教授，而英国大学一个系里只能有一个教授，只有这个教授退休或走了，空出位置，才能有另一个教授顶上去。英国的制度非常严格，有的人获得了诺贝尔奖，还不是正教授。李约瑟那么有名，他还不是教授，而是副教授。

邢：打断了刚才的话题，你们在1980年被评为学部委员。

杨：我从国外回来后得到正式通知，在此以前不知道。

邢：因为我们是行外人，不知道现在的院士有没有另外的待遇？

杨：待遇并不高。国家规定院士一个月补贴200元。两年前科学院有一个文件，意思是院士一个月可以增加1000元钱。但是在外地，可以规定给很高的年薪。有的省给院士300多平方米的别墅，有的省给院士一辆别克轿车。

邢：科学院对院士的住房有什么规定？

杨：科学院规定院士是130平方米。我们现在的住房不够130平方米，科学院要给我们在红楼小区那里扩大一下，我们没有搬。

邢：1977、1978年时你们破格提了职称，住房条件有没有改善？

杨：那时候条件很差。1977年3月，我到邮局排队办事，听有人在议论，三里河的高档房子盖好后，什么人有资格去住。谈闲话的人提到了我。一人问：杨乐住得怎么样？另一人说：他肯定住那种五六间一套的单元房子了。他们不认识我，听起来很有意思。其实我当时只有一间住房，三家合住一个单元，共用一个厕所和一个厨房。

邢：那您1978年第一次以个人名义出国是对方付的钱吗？

杨：对方付相当一部分，科学院出了一部分。

邢：那么多政治局委员画圈，国家也得出点吧。

杨：对。另外我在科学院比较长地做数学所所长。数学所那时的经费，除了人员工资，那是比较低的，还要订阅图书和期刊，剩下的钱就很少很少了。如果使用一点钱支持一两个人出国交流还能做得到。但我身为所长，自我约束不能用这个钱。那时，我出去的底线是国外能负责我来回的机票和在那边的费用，我就去交流，否则就谢谢，不去了。那时在科学院，只要对方出钱，出国手续还比较容易，不像一些院校批起来很麻烦。

现在条件好多了。一些年轻人一年的科研经费三四十万元并不少见，出去交流用两三万元就容易了。

c381 · 发表于 2008-1-2 12:49:44

张广厚
张广厚（1937—1987年），唐山市东矿区林西人，祖籍山东，是我国著名数学家。

1937年1月22日，张广厚降生在林西一个普通农民的家里，七岁随父兄到矿上当童工，饱受艰辛，从小立下壮志：一定要做个有文化的中国人。

1948年底，唐山市解放了。张广厚回到了校园，他最终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初、高中的学业，并成为高中三年唯一一名数学次次考试均满分的“数学尖子”。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张广厚是大学同届毕业生中唯一保持六年全优成绩的学生。他的毕业论文，也被刊发在一家知名的数学杂志上。

1962年，在北大教授庄圻泰的悉心指导下，张广厚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师从著名的数学前辈熊庆来教授做研究生，从此，在数学科学的道路上，他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研究生毕业后，他便被留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从事研究工作。1964年下半年，张广厚和杨乐开始合作研究全纯与亚纯函数族。他们发展了消去原始值的方法，获得了很好的结果。正当他们全心投入函数理论研究之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张广厚被赶到中城涧劳动，后又到天津小站的解放军农场劳动了一年半。

70年代初，随着文化禁锢的粉碎和经济、科技改革的到来，特别是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科学院的工作，肯定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短短几年间，他与杨乐合作，首次发现函数值分布论中的两个主要概念“亏值”和“奇异方向”之间的具体联系，被数学界定名为张杨定理。紧接着，张广厚又开始研究“亏值”、“渐近值”和“茹利雅方向”三个概念，这是函数理论中三个重要概念。早在1929年，芬兰著名数学家奈望利纳也曾作过相同的猜测，但10年后，他的猜测被否定了。40年后，这样一个被著名数学家研究却被否定过的难题，在张广厚千万次的论证中，终于找到了合理的解决方法，一举做出这项研究的科学论证。《中国科学》在1973年3月，特为论文出了一期增刊。新华社、《人民日报》也在头版显著位置再次以《张广厚又获世界水平的成果》为题作了报道。

由于他在数学研究上的突出成绩，1983年10月被党中央任命为全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为着数学研究，他始终在超负荷工作。视网膜发炎、玻璃球混浊，他捂住病痛的左眼继续工作，直到最后积劳成疾。1987年，张广厚英年早逝。他虽然只有50岁，却以惊人的毅力，为国家的科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漠妖 · 发表于 2008-1-2 12:50:27

好长好长好长啊

c381 · 发表于 2008-1-2 12:50:36

杨乐
一、数学家杨乐
杨乐，著名基础数学家。江苏南通人，1939年11月10日生。现任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由于在函数模分布论、辐角分布论、正规族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突出获得华罗庚数学奖。

杨乐1956年起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62年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做研究生，1966年毕业即从事数学研究工作。其间，1977年任副研究员，1979年任研究员，1982年任数学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起任数学研究所所长。先后当选为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第三届委员、第四届常委，中国数学会常务理事、秘书长、理事长；先后担任第三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数学评议组成员，中国科学院基金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委员，《数学学报》主编，《Results in Mathematics》、《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编委等职。1980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

杨乐主要研究函数论中的整函数、亚纯函数的值分布理论。他与张广厚合作，在解析函数的研究中取得了许多创造性的成果。他们在1965至1977年间，共同发表了8篇这方面的重要论文。1982年他单独发表了《值分布理论及其新研究》（科学出版社）一书。他与张广厚所发现的函数值分布论方面的“亏值”与“奇异方向”之间的联系，彻底解决了这个古老的数学分支中长期未决的奇异方向分布问题；他们对函数亏值的估计也被认为是普遍面准确的结果。国一际数学界把他们的这些成果称之为“杨一张定理”和“杨一张不等式”。

二、口琴音乐家杨乐
杨乐在业内是为著名的音乐人,他开始学习古典音乐是在一九七二年的北京市艺术学校,长笛是他的专业.才学习了一年多,就在首都剧场的汇报演出中演奏奏鸣曲了."这孩子太灵,就是太淘"这是当时老师们对他的印象.每年的专业成绩都是优+或5+.四年后他一各科满分的成绩毕业于北京市艺术学校管弦系,后任北京歌舞团,北京交响乐团首席长笛多年.在团期间他的演出受到国内外指挥专家和同行们的一致好评."他的演奏技巧娴熟,音乐感觉很好,对作品的理解力强",这是中国著名指挥家李德伦先生为杨乐后来去法国留学的推荐信中所写的.

一九八四年,北京有一支也是中国最早的一支摇滚乐队诞生,杨乐即是组织者之一有时参与者,在乐队里担任过主歌,吉他手和长笛手,并参与了不少创作活动,后因种种原因乐队解散.

一九八九年,杨乐来到法国,在巴黎音乐学院长笛教授克鲁德的门下学习长笛,一边打工一边上学,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找机会跟杨乐聊聊,听说他在法国的四年里有许许多多有意思和感人的故事和经历.杨乐后来说:在法国的四年经历将对我的后半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法国让我学到了太多的东西,感谢上帝给了我这个机会,吃了那么多苦-------才到法国的杨乐并不懂法语,每次上课还要找个翻译.第一次上课时教授对他的翻译说:以前我认为对音乐的感觉还是欧洲人的好,技术方面是日本最棒,但是今天我的看法改变了,我觉得中国人在这两个方面都是最好的!由此杨乐长生了自信,但这样学习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法国教授教的东西在国内的长笛教育家张老师{海政歌舞团长笛张建民}那里都已经学过,无需再这样浪费时间,而且, 如果每天练习十个小时的话,没有时间打工,就不能养活自己,无奈之下杨乐放弃了古典音乐,该修爵士萨克斯和BLUES布鲁斯口琴.之后杨乐的翻译友帮了大忙,这次不是语言,{一年后的杨乐已经可以用法语侃大山了}这次帮忙是送了杨乐一支降E的萨克斯,杨了自己先在家摸了一段时间,然后选了两家不错的JAZZ音乐学校参加了考试,结果杨乐被两家学校双双录取,杨乐当然只能学一家学费便宜的,离家又不远的________学校.全新的音乐,愉快的心情,杨乐很快就入了道,并常常在校方组织的演出中为大家演奏,后来杨乐以硕士学位毕业于此校,校方很想让杨乐留下来担任本校的长笛教师,但他还是选择了回国做自己的音乐.

回国后他开始了真正的音乐生活.他为许多的歌曲,乐曲,电视剧,电影的音乐演奏长笛,和布鲁斯口琴,如果您稍稍留意就会发现近十年来的所有这些音乐中的长笛与口琴差不多都是出自杨乐的演奏.

杨乐还写了好多好听的歌和曲子,发表的作品只此一首,但是绝对经典,这就是由杨乐作曲,陈涛填词,田震演唱的{{怕黑的女人}}.这首歌在田震的专辑中原本并不是主打歌,但后来却成为专辑中的亮点.他还经常为一些歌曲做编曲和配器的工作,比如校园民谣中由老狼演唱的{{来自我心}}的编曲,尤其是里面的吉他部分,也是由杨乐编配的,据我所知,很多弹吉他的人都扒过这首歌的吉他伴奏,其中也包括我本人,记得我学琴那会儿,为了扒这首歌的吉他伴奏部分,把我的录音机都按坏了.到现在我都一直认为这是一首一流的中文弹唱伴奏.说来你可能不信,别看杨乐能编出这么好的吉他伴奏,可他从来没跟别人学过吉他,还真是无师自通.另外,他还有一副好听的嗓子,很男人的那种,他歌也唱得不错,九五年{{东方时空}}的{东方金曲}中有一首陈涛填词, 杨乐作曲,演奏和演唱的MTV,歌名叫{{雨季}}.徐沛东先生先生曾给于过不错的评价,反响还行吧.

现在杨乐在和他的搭档,国内著名的吉他演奏家曹钧先生合作,他们在一起已经五年的样子了.曹钧先生是个电脑音乐方面的腕儿级人物,他自己创立了珀萨数码音乐技术有限公司,业内的名人门时不时的还要打电话或者上门求教与曹老师呢!他们俩可以说是最佳搭档了,他们互补长短,干得热火朝天.他们眼下正在制作一张唱片,有歌,有曲,内容多多,不可不听,因为那里面录下了他们前半生的心里话,我们等着听呢.

c381 · 发表于 2008-1-2 12:53:32

陈省身
陈省身，男，1911年10月28日生于浙江嘉兴秀水县，美籍华人，20世纪世界级的几何学家。少年时代即显露数学才华，在其数学生涯中，几经抉择，努力攀登，终成辉煌。他在整体微分几何上的卓越贡献，影响了整个数学的发展，被杨振宁誉为继欧几里德、高斯、黎曼、嘉当之后又一里程碑式的人物。曾先后主持、创办了三大数学研究所，造就了一批世界知名的数学家。晚年情系故园，每年回天津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主持工作，培育新人，只为实现心中的一个梦想：使中国成为２１世纪的数学大国。

1922年告别秀州中学，来到天津。

1923年考入扶轮中学（今天津铁路一中）

1926年从四年制的扶轮中学毕业，１５岁考入南开大学本科研修数学（南开理学院），在这里开始了他的数学历程。

1930年从南开大学毕业，到清华大学任助教并就读清华大学研究生，随孙光远先生研究射影微分几何。

1932年在《清华大学理科报告》上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具有一一对应的平面曲线对》。

1934年夏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动身去德国汉堡。

1935年10月完成博士论文《关于网的计算》和《２ｎ维空间中ｎ维流形三重网的不变理论》。在汉堡大学数学讨论会论文集上发表。

1936年9月来到巴黎大学做学术访问。

1937年受聘为清华大学的数学教授。

1943年7月在美国普林斯顿全身心投入大范围微分几何研究。发表了几篇匠心独运的微分几何论文。

1948年数学研究所正式成立，陈省身任代理所长，主持数学所一切工作。入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1949年陈省身到达芝加哥，担任芝加哥大学的几何学正教授。十年中，复兴了美国的微分几何，形成了美国的微分几何学派。

1960年迁往柏克利，在那一直工作到退休。

1961年被美国科学院推举为院士，这是美国科学界的最高荣誉职位，并入美国国籍。

1972年继杨振宁71年回国访问之后于72年9月首次偕夫人回国，与当时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等会见。

1981年退休后，担任美国数学科学所第一任所长，任期三年，后任名誉所长。

1984年5月获得世界数学最高奖项－－沃尔夫奖。

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聘请陈省身担任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该所1985年10月17日正式成立。）

1984年8月25日邓小平同志在北京会见陈省身夫妇。89年、96年、99年据不完全了解，江泽民同志三次会见陈省身教授，其中89年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分别会见并宴请，规格很高。

1995年当选为首批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2000年回到祖国，定居南开大学。

2004年9月获得首届邵逸夫奖。

2004年12月3日因病逝世。

补充：
2004年12月3日，国际数学大师、中科院外籍院士陈省身，在天津病逝．享年93岁．陈省身，1911年10月26日生于浙江嘉兴．少年时就喜爱数学，觉得数学既有趣又较容易，并且喜欢独立思考，自主发展，常常“自己主动去看书，不是老师指定什么参考书才去看”．陈省身1927年进入南开大学数学系，该系的姜立夫教授对陈省身影响很大．在南开大学学习期间，他还为姜立夫当助教．1930年毕业于南开大学，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成为中国国内最早的数学研究生之一．在孙光远博士指导下，发表了第—篇研究论文，内容是关于射影微分几何的．1932年4月应邀来华讲学的汉堡大学教授布拉希克对陈省身影响也不小，使他确定了以微分几何为以后的研究方向．1934年，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同年，得到汉堡大学的奖学金，赴布拉希克所在的汉堡大学数学系留学．在布拉希克研究室他完成了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嘉当方法在微分几何中的应用．1936年获得博士学位．从汉堡大学毕业之后，他来到巴黎．1936年至1937年间在法国几何学大师E·嘉当那里从事研究．E·嘉当每两个星期约陈省身去他家里谈一次，每次一小时．“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大师面对面的指导，使陈省身学到了老师的数学语言及思维方式，终身受益．陈省身数十年后回忆这段紧张而愉快的时光时说，“年轻人做学问应该去找这方面最好的人”．

陈省身先后担任我国西南联大教授，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研究员，芝加哥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终身教授等，是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的创始所长．陈省身的数学工作范围极广，包括微分几何、拓扑学、微分方程、代数、几何、李群和几何学等多方面．他是创立现代微分几何学的大师．早在40年代，他结合微分几何与拓扑学的方法，完成了黎曼流形的高斯—博内一般形式和埃尔米特流形的示性类论．他首次应用纤维丛概念于微分几何的研究，引进了后来通称的陈氏示性类（简称陈类）．为大范围微分几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工具．他引近的一些概念、方法和工具，已远远超过微分几何与拓扑学的范围，成为整个现代数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陈省身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博士生．他本人也获得了许多荣誉和奖励，例如1975年获美国总统颁发的美国国家科学奖，1983年获美国数学会“全体成就”靳蒂尔奖，1984年获沃尔夫奖．中国数学会在1985年通过决议．设立陈省身数学奖．他是有史以来惟一获得数学界最高荣誉“沃尔夫奖”的华人，被称为“当代最伟大的数学家”．被国际数学界尊为“微分几何之父”．韦伊曾说，“我相信未来的微分几何学史一定会认为他是嘉当的继承人”．

菲尔兹奖得主、华人数学家丘成桐这样评价他的老师：“陈省身是世界上领先的数学家……没有什么障碍可以阻止一个中国人成为世界级的数学家．”

2004年11月2日，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下属的小天体命名委员会讨论通过，国际小行星中心正式发布第52733号《小行星公报》通知国际社会，将一颗永久编号为1998CS2号的小行星命名为“陈省身星”，以表彰他对全人类的贡献．

主要论著目录
1．《微分几何的若干论题》，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1951年油印本。
2．《微分流形》，美国芝加哥大学1953年油印本。
3．《复流形》，美国芝加哥大学1956年版；巴西累西腓大学1959年版；俄译本1961年版。
4．《整体几何和分析的研究》(编辑)，美国数学协会1967年版。
5．《不具位势原理的复流形》，凡·诺斯特兰德1968年版；斯普林格出版社第二版。
6．《黎曼流形中的极小子流形》，美国堪萨斯大学1968年油印本。
7．《微分几何讲义》(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
8．《陈省身论文选集》(1—4卷)，斯普林格出版社1978年、1989年出版。
9．《整体微分几何的研究》(编辑)，美国数学协会1988年版。
10．《陈省身文选——传记、通俗演讲及其他》，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陈省身9岁考入秀州中学预科一年级。这时他已能做相当复杂的数学题，并且读完了《封神榜》、《说岳全传》等书。1922年秋，父亲到天津法院任职，陈省身全家迁往天津，住在河北三马路宙纬路。第二年，他进入离家较近的扶轮中学（今天津铁路一中）。陈省身在班上年纪虽小，却充分显露出他在数学方面的才华。陈省身考入南开大学理科那一年还不满15岁。他是全校闻名的少年才子，大同学遇到问题都要向他请教，他也非常乐于帮助别人。一年级时有国文课，老师出题做作文，陈省身写得很快，一个题目往往能写出好几篇内容不同的文章。同学找他要，他自己留一篇，其余的都送人。到发作文时他才发现，给别人的那些得的分数反倒比自己那篇要高。

他不爱运动，喜欢打桥牌，且牌技极佳。图书馆是陈省身最爱去的地方，常常在书库里一呆就是好几个小时。他看书的门类很杂，历史、文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书，他都一一涉猎，无所不读。入学时，陈省身和他父亲都认为物理比较切实，所以打算到二年级分系时选物理系。但由于陈省身不喜欢做实验，既不能读化学系，也不能读物理系，只有一条路——进数学系。

名师高徒

数学系主任姜立夫，对陈省身的影响很大。数学系1926级学生只有5名，陈省身和吴大任是全班最优秀的。吴大任是广东人，毕业于南开中学，被保送到南开大学。他原先进物理系，后来被姜立夫的魅力所吸引，转到了数学系，和陈省身非常要好，成为终生知己。姜立夫为拥有两名如此出色的弟子而高兴，开了许多门在当时看来是很高深的课，如线性代数、微分几何、非欧几何等等。二年级时，姜立夫让陈省身给自己当助手，任务是帮老师改卷子。起初只改一年级的，后来连二年级的都让他改，另一位数学教授的卷子也交他改，每月报酬10元。第一次拿到钱时，陈省身不无得意，这是他第一次的劳动报酬啊！

考入南开后，陈省身住进八里台校舍。每逢星期日，他从学校回家都要经过海光寺，那里是日本军营。看到荷枪实弹的日本鬼子那副耀武扬威的模样，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不禁快步走开。再往前便是南市“三不管”，是个乌烟瘴气的地方，令他万分厌恶。从家返回学校时，又要经过南市、海光寺，直到走进八里台校园，他才感到松了口气。

“陈省身猜想”

近30年中，陈省身虽年事已高，但依然穿梭往返于大洋两岸，为发展中国的科技事业尽心竭力，培养出一大批数学精英。他还把自己最出色的学生，如陈永川、张伟平召唤回国，回到母校，成为中国数学界最杰出的新生力量。南开大学为陈省身盖了一幢别致的二层楼房，题名“宁园”。供他和夫人回国时居住。从此“宁园”便成了他们在中国的家。一进入宁园，“几何之家”四个大字就映入眼帘，告诉人们这里住的是位数学大师。陈省身自己痴心做数学，他更关心要让中国成为数学大国。他一再论证，21世纪中国建成数学大国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中国人的数学才能无需讨论；因为数学是一门十分活跃的学问，而且很个人化，对于中国人非常合适。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就在国内多所著名大学的讲坛上响亮地提出：“我们的希望是在21世纪中国将成为数学大国！”从此，“21世纪中国要成为数学大国”这个“陈省身猜想”便在数学界广为流传。1998年他再次捐出100万美元建立“陈省身基金”，供南开数学所这个中国数学基地发展使用。

悼亡之痛

就在陈省身忘我地工作时，与他意笃情深共同生活了60余载的夫人郑士宁，在2000年1月12日中午休息时，因心脏病突发，未及抢救，在睡梦中悄然离世。陈省身的精神受到很大刺激，一时难以相信这是无情的现实还是个噩梦？

悲痛中他不禁回忆起夫人的种种往事。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俩新婚不久就分离。由于战乱，夫妻无法团聚，直到1946年春天，陈省身才风尘仆仆地回来，同家人团聚。为补偿分离的痛苦，陈省身和妻子在以后的日子里，永远相随相伴，再也没有分开。

郑士宁努力创造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庭环境让丈夫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工作。对此陈省身十分感激，在她60岁生日时，特地为她赋诗一首：“三十六年共欢愁，无情光阴逼人来。摩天蹈海岂素志，养儿育女赖汝才。幸有文章慰晚景，愧遗井臼倍劳辛。小山白首人生福，不觉壶中日月长。”

他还曾深情地写道：“近50年来，无论是战争年代抑或和平时期，无论顺境抑或逆境中，我们相濡以沫，过着朴素而充实的生活。我在数学研究中取得之成就，实乃我俩共同努力之结晶。”

夫人突然离他而去，失去了一位伴侣、知己和贤内助，他深感痛苦。他生前曾打算把夫人的骨灰安葬在南开数学所，并在其侧为自己留一个墓穴，准备百年后与爱妻合葬在这块他深深爱着、并为之呕心沥血的土地上。（作者/李靖）
陈省身先生悼诗二首
其一
　　噩耗惊传痛我心，津门忽报巨星沉。
　　犹记月前蒙厚贶，华堂锦瑟动高吟。
　　十月廿一日南开大学文学院为我举办八十寿庆暨词与词学会议，陈先生曾亲临祝贺，并亲笔书写赠诗一首，有“锦瑟无端八十玹”之句。

其二
　　先生长我十三龄，曾许论诗获眼青。
　　此去精魂通宇宙，一星遥认耀苍冥。
　　先生虽为数学家，而雅好诗文。八十年代中，曾与夫人共临中文系教室听我讲授诗词。近日，天文界曾以先生之名为一小行星命名。
叶嘉莹敬悼
时在甲申孟冬大雪之节

c381 · 发表于 2008-1-2 12:58:14

姓名：陈景润（1933—1996）
身高:1.71米
国家或地区：中国
身份：数学家
功绩：哥德巴赫猜想第一人
曾系中国科学院院士

■简历:
　　1933年5月22日生于福建闽侯。家境贫寒，学习刻苦，他在中、小学读书时，就对数学情有独钟。一有时间就演算习题，在学校里成了个“小数学迷”。他不善言辞，为人真诚和善，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把毕生经历都献给了数学事业。高中没毕业就以同等学历考入厦门大学。195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1957年进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并在华罗庚教授指导下从事数论方面的研究。历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兼贵阳民族学院、河南大学、青岛大学、华中工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等校教授，国家科委数学学科组成员，《数学季刊》主编等职。主要从事解析数论方面的研究，并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方面取得国际领先的成果。这一成果国际上誉为“陈氏定理”，受到广泛引用。
■主要成果：　　
　　1742年6月7日，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提出一个未经证明的数学猜想“任何一个偶数均可表示两个素数之和”简称：“ 1＋1”。这一猜想被称为“哥德巴赫猜想”。中国人运用新的方法，打开了“哥德巴赫猜想”的奥秘之门，摘取了此项桂冠，为世人所瞩目。这个人就是世界上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第一个人——陈景润。
　　陈景润除攻克这一难题外，又把组合数学与现代经济管理、尖端技术和人类密切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他先后在国内外报刊上发明了科学论文70余篇，并有《数学趣味谈》、《组合数学》等著作。
　　陈景润在解析数论的研究领域取得多项重大成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何梁何利基金奖、华罗庚数学奖等多项奖励。他是第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著有《数学趣味谈》、《组合数学》等。
■巨星的陨落：
　　1984年4月27日，陈景润在横过马路时，被一辆急驶而来的自行车撞倒，后脑着地，酿成意外的重伤。雪上加霜，身体本来就不大好的陈景润，受到了几乎致命的创伤。他从医院里出来，苍白的脸上，有时泛着让人忧郁的青灰色，不久，终于诱发了帕金森氏综合症。　
　1996年3月19日，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因病长期住院，经抢救无效逝世，终年63岁。

【他的婚姻】
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发表，如旋风般震撼着人们的心灵，震撼着中外数学界。国内外评论说：“陈景润成了中国科学春天的一大盛景”。他被邀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同志亲切地接见了他。当时陈景润身体不太好，小平同志关怀备至，会议结束后，陈景润被送入北京解放军309医院高干病房。他的到来，轰动了整个医院，院领导给予了盛情的接待，医生和护士无不崇敬这位世界上第一位数学圣人。1977年11月从武汉军区派到309医院进修的由昆，被同伴们拉去看中国这位名人，这真是缘分，过去陈景润连女人名字的边都不粘，连句话都不说的人，此次年近半百的陈景润见到由昆，眼睛一亮，亲切地和由昆打招呼，请她们进来坐下，话也多了。后来由昆被派到陈景润的病房当值班医生。这样，接触的机会多了，每次由昆一出现，陈景润都特别高兴。一天，陈景润关切地问由昆，家住在哪？有没有成家、有没有男朋友？由昆毫不设防，她便心真口快地说：“没有，没有，还早着呢。”以后，由昆也十分关心这位中国数学家，斗转星移，彼此产生了爱情，他们在组织的帮助下结婚了。从此这位被称为“痴人”和“怪人”的数字家陈景润有了一个温暖的家了。

【名人轶事】
　　陈景润不爱玩公园，不爱逛马路，就爱学习。学习起来，常常忘记了吃饭睡觉。

　　有一天，陈景润吃中饭的时候，摸摸脑袋，哎呀，头发太长了，应该快去理一理，要不，人家看见了，还当他是个姑娘呢。于是，他放下饭碗，就跑到理发店去了。

　　理发店里人很多，大家挨着次序理发。陈景润拿的牌子是三十八号的小牌子。他想：轮到我还早着哩。时间是多么宝贵啊，我可不能白白浪费掉。他赶忙走出理发店，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背起外文生字来。他背了一会，忽然想起上午读外文的时候，有个地方没看懂。不懂的东西，一定要把它弄懂，这是陈景润的脾气。他看了看手表，才十二点半。他想：先到图书馆去查一查，再回来理发还来得及，站起来就走了。谁知道，他走了不多久，就轮到他理发了。理发员叔叔大声地叫：“三十八号！谁是三十八号？快来理发！”你想想，陈景润正在图书馆里看书，他能听见理发员叔叔喊三十八号吗？

　　过了好些时间，陈景润在图书馆里，把不懂的东西弄懂了，这才高高兴兴地往理发店走去。可是他路过外文阅览室，有各式各样的新书，可好看啦。又跑进去看起书来了，一直看到太阳下山了，他才想起理发的事儿来。他一摸口袋，那张三十八号的小牌子还好好地躺着哩。但是他来到理发店还有啥用呢，这个号码早已过时了。

　　陈景润进了图书馆，真好比掉进了蜜糖罐，怎么也舍不得离开。可不，又有一天，陈景润吃了早饭，带上两个馒头，一块咸菜，到图书馆去了。

　　陈景润在图书馆里，找到了一个最安静的地方，认认真真地看起书来。他一直看到中午，觉得肚子有点饿了，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馒头来，一面啃着，一面还在看书。

　　“丁零零……”下班的铃声响了，管理员大声地喊：“下班了，请大家离开图书馆！”人家都走了，可是陈景润根本没听见，还是一个劲地在看书呐。

　　管理员以为大家都离开图书馆了，就把图书馆的大门锁上，回家去了。

　　时间悄悄地过去，天渐渐地黑下来。陈景润朝窗外一看，心里说：今天的天气真怪！一会儿阳光灿烂，一会儿天又阴啦。他拉了一下电灯的开关线，又坐下来看书。看着看着，忽然，他站了起来。原来，他看了一天书，开窍了。现在，他要赶回宿舍去，把昨天没做完的那道题目，继续做下去。

　　陈景润把书收拾好，就往外走去。图书馆里静悄俏的，没有一点儿声音。哎，管理员上哪儿去了呢？来看书的人怎么一个也没了呢？陈景润看了一下手表，啊，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他推推大门，大门锁着；他朝门外大声喊叫：“请开门！请开门！”可是没有人回答。

　　要是在平时，陈景润就会走回座位，继续看书，一直看到第二天早上。可是，今天不行啊！他要赶回宿舍，做那道没有做完的题目呢！

　　他走到电话机旁边，给办公室打电话。可是没人来接，只有嘟嘟的声音。他又拨了几次号码，还是没有人来接。怎么办呢？这时候，他想起了党委书记，马上给党委书记拨了电话。

　　“陈景润？”党委书记接到电话，感到很奇怪。他问清楚是怎么一回事，高兴得不得了，笑着说：“陈景润！陈景润！你辛苦了，你真是个好同志。”

　　党委书记马上派了几个同志，去找图书馆的管理员。图书馆的大门打开了，陈景润向管理员说：“对不起！对不起！谢谢，谢谢！”他一边说一边跑下楼梯，回到了自己的宿舍。

　　他打开灯，马上做起那道题目来。

【陈景润与哥德巴赫猜想】
　陈景润在福州英华中学读书时，有幸聆听了清华大学调来一名很有学问的数学教师讲课。他给同学们讲了世界上一道数学难题：“大约在200年前，一位名叫哥德巴赫的德国数学家提出了‘任何一个偶数均可表示两个素数之和’，简称1＋l。他一生没有证明出来，便给俄国圣彼得堡的数学家欧拉写信，请他帮助证明这道难题。欧拉接到信后，就着手计算。他费尽了脑筋，直到离开人世，也没有证明出来。之后，哥德巴赫带着一生的遗憾也离开了人世，却留下了这道数学难题。200多年来，这个哥德巴赫猜想之谜吸引了众多的数学家，但始终没有结果，成为世界数学界一大悬案”。老师讲到这里还打个形象的比喻，自然科学皇后是数学，“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后王冠上的明珠！这引人入胜的故事给陈景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哥德巴赫猜想”像磁石一般吸引着陈景润。从此，陈景润开始了摘取皇冠上宝石的艰辛历程......

　　1953年，陈景润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曾被留校，当了一名图书馆的资料员，除整理图书资料外，还担负着为数学系学生批改作业的工作，尽管时间紧张、工作繁忙，他仍然坚持不懈地钻研数学科学。陈景润对数学论有浓厚的兴趣，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系统地阅读了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有关数学的专著。陈景润为了能直接阅读外国资料，掌握最新信息，在继续学习英语的同时，又攻读了俄语、德语、法语、日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学习这些个国家语言对一个数学家来说已是一个惊人突破了，但对陈景润来说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

　　为了使自己梦想成真，陈景润不管是酷暑还是严冬，在那不足6平米的斗室里，食不知味，夜不能眠，潜心钻研，光是计算的草纸就足足装了几麻袋。1957年，陈景润被调到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工作，做为新的起点，他更加刻苦钻研。经过10多年的推算，在1965年5月，发表了他的论文《大偶数表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2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论文的发表，受到世界数学界和著名数学家的高度重视和称赞。英国数学家哈伯斯坦和德国数学家黎希特把陈景润的论文写进数学书中，称为“陈氏定理”，陈景润终于攻克了“哥德巴赫猜想”这一世界数学之谜，这一世界数学“悬案”终于被陈景润所破译，皇后王冠上的明珠终于被陈景润所摘取。可是这个世界数学领域的精英，在日常生活中却不知商品分类，有的商品名字都叫不出来，被称为“痴人”和“怪人”。

慕鱼 · 发表于 2008-1-2 13:01:55

大C在研究数学史吗?老庄教的数学史是一流的~~~~~~~~~~~~```

c381 · 发表于 2008-1-2 13:04:21

无意间看到一篇访谈
所以就贴上来了
只是作为了解才发的
顺便把里面提到的数学家的简介一并发了

第一楼的那个值得一看，个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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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从毛主席语录到研究员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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