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四五”一代文学尽管与“五四”一代文学有种种外观上的相似，却具有内在品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乃是信与不信的差异。尽管也可以在外在方面找到某些这两代文学的差异——例如，在“四五”文学之前，就不曾有过地下文学，而“四五”期间，则出现了“地上”和“地下”的文学，但这些差异都不是本质上的。
　　
# h" A9 t% D5 v- x　　笛卡儿主张，一个人必须在自己的一生中有一次对一切稍有可疑之处的东西加以怀疑，只有通过怀疑，才能证明我在，才能找到认识和确信的确切可靠的根据。胡塞尔则告诫，为确保认识的可靠，首先应该悬置存在的判断，把思引回到先验的纯粹自我。西方哲学家的这些理论规定，在“四五”一代人那里成了生存论上的规定。“四五”一代绝非从西方哲学的教科书上得悉怀疑原则，而是从自己切身的个体遭遇中用泪浸泡出了怀疑原则。

“五四”一代的追寻热情看来高于“四五”一代，他们相信，尽管有苦闷、仿惶，总是可以找到某种理想的。与此相反，“四五”一代从诞生之日起，就被灌输了某种理想，他们也真诚地信奉这种理想。据说，追寻理想不是他们的事，他们的使命就在于实现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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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 V$ ?3 C% }# q) J; _　　追寻真理是“五四”那一代人的夙愿，他们经历干艰万苦终于寻到了真理，这就是由日耳曼式的普罗米修斯所宣称的真理。现在还提出重审理想，就是落伍于时代。
　　
　　追寻到的理想也有可能是伪理想，整整几代人的青春、鲜血和眼泪被用来涂抹渎神的偶像，受人操纵的历史进程竟在积累和增加人类的罪恶——而基督的上帝并不操纵历史，相反，他以未日审判来批判历史，并让自己的独生子惨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来洗赎人类的历史之罪。但他们依然虔信。当然，“五四”一代没有理由苛责他们的历史理想，但他们也没有权利非要我们信奉这种历史理想。

“四五”一代从虔信走向了不信，这是对种种伪理想的拒斥。他们不再盲目地相信什么。“四五”一代的文学恰是这种不信的表达。
　　
( {( f( L9 j8 c" n" d' g　　这种不相信绝非等于不再追寻真实的信仰。这一代人的不相信是对盲信和轻信的厌恶，是对种种伪信念、伪理想的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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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V) a8 F0 r　　从这种不相信中，也会产生绝不再信什么的可能。“四五”一代文学可分为两个层次，也可以说两代人的文学。这就是经历过文革十年的一代和文革十年以后诞生的一代。就前一代人而言，他们自幼受理想主义的熏染，理想主义在信念的反叛中仍留有痕印，而后一代人则从诞生之日起就受一无所信薰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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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 W* X# p9 |7 z5 r% W　　当人们不再用伪理想主义的景观来掩盖个人存在的无辜不幸，不再用个人的生命去填充历史必然这个骇人的深渊，又用什么景观去审视生存的不幸呢？
这一代人的文学已经开始学会尊重个人的生存的不在场，并打算透过存在的深渊去窥视超历史、超民族的个体实存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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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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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这一代人独特的内在品质，这一代人的文学很容易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心心相映。伪理想的理由被驳回，个体存在的深渊敞开了令人恐怖的裂伤。
　　
4 J& {( h0 r& c$ d; t5 X9 {9 T# C　　早在七十年代末，我就从一本私下传阅的油印文学刊物上读到可称之为“现代派”的小说。其中一篇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它通篇采用多视角、多层次的所谓复调手法来描写儿个对生活过于敏感的小人物非革命性的遭遇。在那个时代，西方现代派作品尚未大量译介，人们还很难找到可资借鉴的范本。在此，我不可能用大量篇幅来举例说明。不妨引一首从当年的油印文学刊物上摘抄下来的短诗，以示其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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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灵
　　
# v6 s& ?1 o' o* M, o: I　　就是夏天遗忘在生命的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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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的声音抛下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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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泊在你的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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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 ]2 H# r$ w+ O　　我的眼睛在水里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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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1 ?% u4 M8 A' K$ |' Y4 O8 H　　是散落在海里的星星
　　
+ f# q  N$ O+ {' ]8 v　　我的嘴唇
　　
" C% O% ]8 j- [1 O8 E2 x7 k3 A7 {　　是风，是浪花
　　
　　轻轻地吻着
　　
　　你的手臂和肩胛
　　
　　诗的作者姓名不详。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对这一代人来说，重要的是能自由地唱出关于我自己而非阶级总体，关于我个人的肉身存在而非历史规律的观念存在的歌。语词的选择和配置，在此把个体的肉身偶在从历史理性的囚禁中搀扶回自身的亲在。

自那以后，随着大量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译介，“四五”一代文学几乎是饥渴地汲饮这股泉流。是崇尚西化？是膜拜现代派？否。事实是，“四五”一代的内在精神品质趋近那些被称之为“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荒诞的一代”、“怀疑的一代”的西方现代流派。这一代人的确不用费多大的劲，就能读懂那些被前辈们称为不可捉摸的现代派作品。老一辈作家们当然没有忘记站出来敲打青年，仍想用他们的理想来教训或开启青年。他们并不自知自己早已丧失了在青年人面前摆出有经验的资格，更丧失了开启或教训的权利。用俄国哲学家舍斯托夫的话说，谁要反驳我们的不驯，就请他先去反驶存在中的谎言和不在场。谁还向我们继续鼓吹为某个人渎神地设定的虚假的历史进程受苦和个体不在场是合理而正当的，的确没有人再会听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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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一代人的文学在形式上竟能前理解地认同于西方现代派文学，受苦对人来说是普遍的，超民族、超地域的，正如与人一同受难的上帝是超民族、超地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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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仍得指出，这一代人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认同，依然驻足于形式方面。而原本形式与内容不可分割。这内容当指普遍的生存痛苦，以及审视痛苦的景观。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讲，乃是这种审视痛苦的景观的图象表达。就西方文学而言，这景观源于雅典和那路撒冷——理性精神和基督精神。即使是现代派的反叛，也是在此背景上的反叛。西方人本主义从来就没有与神本主义断绝过内在姻缘。没有上帝，也就没有所谓“虚无”和“荒诞”。
　　
　　不管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上一辈人——“五四”一代，还是这一代人——“四五”一代，都远远没有把握到西方作家用来审视痛苦的景观。只有对痛苦和不在场的感领，显然不够。仅仅形式上的模仿，仍然无法消除精神透视上的盲点。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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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非要认同欧洲文化精神审视痛苦和不在场的景观？为什么不可以回过头来去认同传统的儒道释祖宗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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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只有自己的根，自己民族的根，才是可以还乡的家。“四五”一代人的文学也一时间伴随着当代儒生们的鼓噪，开始了“寻根”的跋涉。这股“寻根”热潮很快被更为坚决的拒斥意识力量所阻断。传统意识的“现代化”的血债尚未还清，人们对种种用西方外衣来装扮的帝王复辟还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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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的“天”不就曾装扮成在历史理性中显现的天”重新露面吗？儒家的王道不就与现代历史之道有内在关联吗？

不过，在文学中，“寻根”热更多体现在与老庄精神的认同，有了现代的“竹林七贤”。这当然又是旧戏重演，中国文学史上不知上演过多少回这种“回到老庄”去的归路，结果如何呢？继此之后，人们是否准备再次迎候帝王登基呢？是否甘心再次把个人的不在场和苦难当作自然的来“清静无为”地消化掉呢？是否决心再次“难得糊涂”的高士，把“无所住心”当作精神品质的最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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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另一种老生常谈：文学是人学。但这个“人”是需要界定的，即是每一个孤独的受苦的肉身存在。文学是对这一个或那一个渴望在场的肉身在者的忧心和关怀。它在属于个体的肉身存在的言说中救护无辜不幸者和犯罪的不幸者成为人。“寻根”文学并不会使，甚至不想要使中国人成为个人，而是成为中国人。单个的位词被消解在普遍的名词里，于是，个体的身位就被一笔勾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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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5 h/ q+ s% ?* z  @　　这一代人的文学当然不会甘心重陷中国文学史上的无数次恶性循环。生存的不在场已经敞开，新的文学已有决心把我们带出“中国的……”，从而使中国人成为个体的人。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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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t0 X* v; w　　“五四”文学作为汉语文学的新开端，不幸被中断了。“四五”文学的命运如何呢？
　　
　　当代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概念，不能等同于“四五”文学这一概念。后者指当代文学中实际存在的一股潜流，其主体是青年作家。时至今天，文学还没有获得自由的存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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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w3 }+ _/ t% f+ S+ g　　当今文坛最诱人的口号莫过于“走向世界”。事有凑巧，德国文学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走向世界”，俄罗斯文学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走向世界”。中国文学会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走向世界”么？何谓“走向世界”？

的确，这世纪末的中国，不仅在文学领域，而且在各门艺术领域都出现了一些独特的个体言述。这确是一个难逢的时代，它可能将是中国人找寻自己的个体肉身存在以及精神素质得以脱胎换骨的时刻，文学将使汉文这种肉身性语言回到个体的存在场所。这才是真正的“走向世界”——实存之在世。从历史来看，这是不难理解的。不管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德国文学，还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都为理解和言说这个实存的在世注入了新的精神血液，同时还形成了自己民族语言的新的文学传统。自此以后，文学大师代不乏人。即使在苏联这样制度下，俄罗斯人仍然有自己懂得的帕斯捷尔纳克、艾特玛托夫、阿斯塔耶夫、阿赫玛托娃、布罗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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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7 k0 A2 d3 s! n9 i  w! i　　从新一代的汉语文学中，还见不到能为理解和言说这个实存的在世注入新的精神血液的力量。要指望这一点能得以实现，首先要求文学叙述重新命名——为无名的个体肉身命名。我坚持以为，不把雅典和那路撒冷精神“据为己有”—— 用当代法国哲学家利科尔（Paul Ricoeur）的术语——汉语文学叙述不可能返回个体肉身，汉语文学也不可能进入世界——实存在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