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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去年十月以来,华盛顿加紧了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印尼经济进行直接控制的部署。这个部署和美国长期以来豢养的独裁者苏哈托和他所建立的家族帝国利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危机使印尼财富的价值遭到大规模的贬值和毁灭。
在这块蛋糕突然剧缩的经济基础上,国际垄断资本与一国官僚买办资本之间在相互转嫁危机损失的过程中发生了因实力地位不同而分脏不均的争斗,同时又共同面临着危机的最终承担者劳动大众因贫困化乃至断绝生计而日益奋起的反抗。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复杂交错的政治斗争局面:华盛顿在对苏哈托施压同时,开始在印尼的统治层内(首先在军队中)寻找新的、更忠实的代理人,一方面它要尽可能多地接管印尼经济主权,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人民的不满情绪和集体行动导致政治体制的瓦解;苏哈托在抵制贷款条件以保护家族帝国利益和与美国主子妥协以延续自身统治之间寻找平衡;印尼的杀手们和他们的山姆大叔心中都有数,在紧急状况下他们有一根屡试不爽的杀手锏,把烧到他们身上的怒火引向印尼华人这只替罪羊,国际和印尼的统治阶级共同在加紧筹备上演一场将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仇杀的惨剧;而经济危机和结构调整带给下层人民的痛苦,迫使他们要在自发的、松散的经济斗争和目标明确、为阶级利益而战的政治斗争之间做出选择。
这就是印尼五月事件爆发前各种矛盾冲突的大致情形。
苏哈托可算得上是华盛顿所扶植起来的一大批独夫民贼中有老资格的。三十二年年来,印尼的右翼军人政权在美国的训导和资助下,杀人不眨眼,这已众所周知。美国记者、社会活动家艾伦·奈尔恩所做的最新调查,揭露了有关苏哈托的军事系统的情报治安机关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与五角大楼之间密切勾结的鲜为人知的细节(调查结果发表在《民族》杂志3月30日、6月8日和15日的三期上)。根据奈尔恩的这三份报告,印尼军方及其情报机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国防部和美国驻印尼大使馆保持正式的联络关系和经常性的高层接触。
今年一月,印尼军方头目预感到一场动摇统治秩序的风暴将要来临,向外界散发出警告:“印尼军队将毫不犹豫地将任何反政府的人切得粉碎。”在做出这番威胁后的一个星期,美国国防部长柯恩访问印尼,会见了苏哈托、普拉博沃和其他军方首领。印尼官员表示,柯恩的访问是对印尼军方实行“控制局面”的计划亮了绿灯。在柯恩离开印尼六天以後,印尼军方和情治机构开始了大规模的秘密绑架社会活动家、工会人士的行动。参加绑架行动的包括有经美国训练的、和美国情报系统有正式联系的特别部队。于是,在今年五月暴乱之前,所有有组织能力、有政治见解的活动家都从街头消失了。
对印尼军人面授机宜实行国家恐怖主义的美国主子,对印尼的这架屠杀机器的可靠性并不放心,特别是: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压迫苏哈托放弃其家族垄断经济,苏哈托屡屡拒绝,并在设立货币局等问题上和美国主子争执起来,还祭起“主权”、“尊严”、“宪法”等法宝。忘记了自己奴才走狗的本分,就要遭受主人的惩罚。何况美国也隐约感到:苏哈托这个手中沾满血债的独裁者,被民众抗议的浪潮所卷走的时刻不会太久了。从今年三月起,五角大楼、白宫和美国国务院就开始秘密酝酿导演一场替换走狗的闹剧。(UP IN SMOKE: How the IMF\'\'s rescue plan for Indonesia exploded, in BUSINESS WEEK, June 1, 1998 pp.60-66. Allan Nairn, Uncle Sam\'\'s Indonesian Killers, in THE NATION, March 30, 1998, P.6)
这个情形不能不让我们想起将半个世纪之前的另一幕场景:国共内战进入第三个年头时,蒋介石在军事上惨遭失败、政治上众叛亲离、经济上迅速崩溃,而替蒋介石出钱出枪的美国对他深感失望,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走狗不走’,美国人在生气”,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建议:劝告“不孚众望”的“蒋委员长退休”,而让“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李宗仁”,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李宗仁则向司徒雷登表示:他期待着美国的“ 毫不含糊的支持”。于是有了蒋介石被迫下野、演出和谈双簧的一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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