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五
　　
　　宗先生的学术探究的指向，留欧前后有重大的改变。留欧前，宗先生主要关心的是欧洲的哲学和科学，以图为解决人生问题找到根据。留欧后，宗先生更多关注的是中国的艺术精神形态。看得出来，宗先生最终把人生观确立在中国的审美主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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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r' t1 ~% c" g　　许多留欧的学者，回国后都沉浸到汉文化形态中去了。人们很容易得出个结论，漫游过西洋文化之林的学者们，终于感到汉文化精神略高一筹。进一步的推论是：最终还是要回到儒道释家里去。
　　
　　当俄罗斯人倡言文化的世界主义时，他们获得的是民族性文化的高度发展；反之是否亦然？
　　
　　这里不只涉及到西洋文化的了解是否透彻的问题，更涉及到重审意义根据的问题。

雅斯贝尔斯关于文化的轴心时代的说法，已为人熟知。但西方是否仅有一个文化的轴心时代？西美尔就说过，近代人已不能理解、也不再拥护两希时代的精神。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无疑借助于另一种不同于两希时代的文化轴心。文艺复兴以后到十九世纪，西方的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要实际得多；而十九世纪未至今，反形而上学和反理性、反理想主义明显又形成一个轴心时代。汉语文化形态的一维性轴心时代精神，虽然延续了二千多年，但在现在世纪初已为现代性文化所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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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西方文化中的希腊形而上学如基督教铀心、理性——理想主义轴心（古典哲学、启蒙思想）以及反形而上学、反理性——理想主义轴心（现代主义）这三轴文化精神几乎一涌而入华土，二十世纪无所适从的汉语学界究竟接纳谁？

“五四”一代学者明显地靠近前两种轴心精神，而“四五”一代学者却不能不在前两种轴心精神与后一种轴心精神之间徘徊，犹豫于抉择，至于八九十年代的新一代，要指望其相信和拥护前两种轴心精神，恐怕要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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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3 n9 J1 B# Y0 B3 d　　中国学术所遭遇的事无法忘却，选择过于匆忙毕竟不是好事。也许是等待，当然不止于等待；哪家可居，今天想，明天说。只是，等待并非非要散步。
　　
　　海德格尔有一点错不到哪里去：多思，少说，保护语言。宗白华先生与此不谋而合。他的文字虽少，做事不多，留下的身影却是庞大的，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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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六年一月　深圳

轻之沉重与沉重之轻——去往神学家卡尔·巴特档案馆的路上

刘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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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u6 E; g( v/ [/ ]: u; L. I　　我刚到巴塞尔时，爱对这里的瑞士朋友说：巴塞尔城在中国知识界可谓名城，尽管这座莱茵河畔以虔诚的宁静而著称的城市，只有数十万居民，在中国人眼里不过小县城而已，但研究西方文化的中国知识人都知道它的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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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q# ]7 i+ r# o) [5 ~8 Q　　对从未体味过巴塞尔自然风情的中国文人来说，巴塞尔的名气首先是由于它的大学。巴塞尔大学已有五百年历史，仅仅在近百年里，就有多位著名学者在此展露才华，开拓文化创造的新天地：文化史教授布克哈特在此开创了文化史研究的新方向，希腊文教授尼采在此孕育了《悲剧的诞生》，哲学家狄尔泰在此登上教授就职讲演台，美学家沃尔弗林在此革新了艺术史和美学，心理学家荣格在此度过了他充满梦幻和奇想的学生时代，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此度过了他沉着的思想晚年。生活在巴塞尔，有一种与学术的自由精灵为伴的感觉，第一次步人亮敞的教学大楼，我与沃尔弗林的胸像默然相视良久；上第一堂希腊文课时，面对走进教室的教授，我有好半天在琢磨他与尼采的因缘。

巴塞尔人对我的恭维没有多大兴趣，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为自己的城市自豪。原来，在他们眼里，上述文化名人都还排不上号。对巴塞尔学人来说，首先为之而感到自豪的是两位姓“巴”的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和汉斯·巴尔塔萨（Hans von Baltha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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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9 `3 K( ?  ~8 c3 a) ?7 C　　我不无遗憾地对巴塞尔的朋友说，恰是这两位老“巴”，中国知识界尚少有所闻。
　　
9 s8 d: z% l- t$ y6 J! K; g" j　　巴尔塔萨有“欧洲最有文化的人”之称，是当代天主教神学大师，伟大的著作家，仅代表作真、善、美三部曲之第一部《荣耀：神学美学》洋洋六大卷（另两部分别为《神学戏剧学》四卷和《神学逻辑学》三卷），其论述之广博、思想之宏富，就令人咋舌。这部大著不仅详尽地描述了从希腊时代、教父时代、中世纪直至近现代的西方美学思想，而且透辟地揭示了西方审美精神与基督精神的内在关联，使人对西方艺术的神圣品性之根源昭然明朗。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相比之下，伽达默尔和阿多尔诺的美学就显得过于单薄了。但就神学范围而言，我个人以为，巴尔塔萨是本世纪最有分量的天主教神学家，其思想的深远意义过于大有名望的卡尔·拉纳。如果考虑到现代性问题的实质是审美主义的话，巴尔塔萨思想的重要性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我去巴塞尔过于晚了些，没能见到巴尔塔萨。这位一代大师已于去年在巴塞尔阖然长逝。巴尔塔萨很关切汉文化，晚年经常为中国祷告。他的学术助手告诉我，若我在他生前见到他，他会多么高兴。不幸，我只赶上巴塞尔人纪念巴尔塔萨逝世周年的晚祷弥撒。晚祷的钟声响彻巴塞尔城，使人感到这位大师的精神与你时时相伴。
　　
5 X% U9 c9 I! D' m　　巴尔塔萨尽管一生主要在巴塞尔度过，但他的出生地不是巴塞尔。卡尔·巴特作为二十世纪神学的奠基人则是生于巴塞尔、逝于巴塞尔的地道的巴塞尔之子。在巴塞尔人眼里，自然最因巴特而感自豪。
　　
* b0 l$ {8 J  C8 Q　　与巴塞尔比邻，相距仅约四十余公里的是德国著名的弗莱堡城，两城不仅在风光之美上足以相映，而且亲如姐妹。就连我这个“老外”也可以无需签证而仅持巴塞尔暂住证随意往返，在瑞士其它州的“老外”就不享有这一优待。

在现代学术思想史上，弗莱堡与巴塞尔的贡献亦旗鼓相当：弗莱堡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巴塞尔则与巴特和巴尔塔萨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俗语称弗莱堡有过双“H”，巴塞尔有过双“B”。双“H”为当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双“B”则是当代神学思想的奠基人。《逻辑研究》、《存在与时间》、《教会教义学》、《神学三部曲》同为超途时代的奠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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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感兴趣的是，神学家卡尔·巴特的思想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竟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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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塞尔的基本问题是：逻辑的、伦理的和审美的基本规律和基本法则是否以人的本性为转移，探究真理的法则（逻辑规律）是否仅是人的思维的功能规律。胡塞尔的回答是否定的。逻辑规律不以人的本性为转移，它植根于“对象”的本质之中，是绝非人可以任意左右的本质规律。卡尔·巴特的基本向题是：作为神圣存在的上帝，是否是人的本性的构造和设想，神圣者是否是人的意向或愿望的投射。卡尔·巴特的回答是坚定的否。他认为，神圣者绝非人所寻到的或建构的东西。上帝在天上，人永远在地上。胡塞尔和巴特不约而同地提出过“回到实事本身”的口号，其学术思想意蕴至为深远。

卡尔·巴特与海德格尔的不约而同之处也发人深思，这就是人与上帝之间的无限距离问题。尽管他们两人在纳粹时代对独裁者，动辄以民族的名义、国家的名义以至神圣使命的名义自居的认识大不相同，但都认为人就是此世的人，永远在大地上，离神圣者远着呢。海德格尔看得明白，人离存在尚远，更不用说神圣者了，因为神圣者上帝比存在更隐秘。卡尔·巴特主张，人与上帝的鸿沟是无限的，上帝是绝对的他者。海德格尔从不对上帝问题胡言乱语，卡尔·巴特坚持只有上帝能谈论自己。他们两人都对乐观的人本主义给予了深刻的批判，亦都否认别人贴在他们身上的存在主义标签。海德格尔的Dasein和卡尔·巴特的Dransein的确异词同功。尽管在神学家巴特那里，最终上帝通过基督走向个人，他坚持唯基督论，我以为绝非仅具一般意义。
　　
& W, {: y9 n* }; L　　在我去往巴特档案馆的路上，我一直在想着这些问题。

巴特因当然批驳纳粹的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第三帝国”原意为“神圣王国”——而被驱逐出德国。他回到故乡巴塞尔，在巴塞尔大学执教近三十年。巴特拒绝纳粹党对教会的领导，拒绝纳粹意识形态对神学研究的指导。巴特在政治上反纳粹极权专政，在神学上则坚持学术的自律性。他并没有成为一个政治神学家，而是从神学本己的问题性出发去从事纯粹的学术研究。神学就是神学，不是政治学。正是在巴塞尔，巴特基本完成了被誉为基督神学思想三大里程碑之一的大著——《教会教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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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塞尔城虽小，文化素质却相当高。有一俚语为证：“巴塞尔是伟大的小城市，苏黎世是渺小的大城市。”的确，“伟大”不是由体积和面积来衡量的，否则人类最“伟大”的陆地就是荒漠了。在小小巴塞尔城，仅各种艺术馆、博物馆就有十三座。当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在这里的艺术博物馆里荫发了精神危机。不过，迎接我的是当代世界美术展。我不懂画，是画盲，也还是去蒸陶了一番。面对这些艺术馆、博物馆，我没有理由不为自己的文明古国不珍惜文艺和学统而感羞愧。

学者的纪念馆（档案馆）亦是巴塞尔的一大骄傲。这里已有雅斯贝尔斯档案馆和另几位自然科学家的档案馆。巴尔塔萨去世不久，他生前的助手告诉我，巴尔塔萨档案馆正在筹建中。卡尔·巴特档案馆早已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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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特档案馆即巴特生前旧居。这是一幢极为普通而陈旧的老式两层楼房，坐落在巴塞尔城郊美丽静谧的Bruderholz山上。我从市区乘有轨电车叮叮当当一路上山。档案馆馆长、巴特当年的学生Dr.Hinrich Stoevesandt博士已在门前迎候我。这个档案馆一直对全世界学者开放，常有世界各地的学者前来查阅文献。
　　
+ n# W. m9 G$ B+ Y　　S博士领我从一楼客厅上到二楼巴特的书房。沿楼梯的墙上挂满一排文化人的像，想必是巴特情有独钟者。这些人我并不全认识，就我认识的而言，有：施莱尔玛赫、康德、莫扎特、欧韦贝克、路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