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有话说(全书完)

乾隆 · 发表于 2008-1-14 15:22:15

　　纪晓岚在乾隆皇帝的时代，可以有这么新的思想，就是：这个女孩子是不是贞节烈妇，该不该立贞节牌坊，跟她被强奸的时候能不能抵抗两回事。当时自杀或抵抗死掉了，固然是可以立牌坊，可是没有自杀或抵抗不了的时候，而被强奸、被轮奸的，这种女孩子，我们也要给她立牌坊，或者政府给她发旌表状，我们要肯定她。

　　大家看到的这些铜钱是清朝的。清朝有一个故事，一个老太太得到了贞节牌坊，临死的
时候她提出一个要求来。儿孙儿媳妇大家都围着她，她说所有男的全都走开，我只要跟家里的女人讲话。这个老太太临死的时候跟家里的女的讲话，有的是待出嫁的女儿，有的是外面嫁进来的媳妇。老太太说：我这一辈子守寡，得了贞节牌坊，将来你们老的时候也难免会守寡。如果守寡的时候，能守就守，不能守的时候改嫁也可以。大家一听，都愣住了。奇怪，这个守寡大王，得了贞节牌坊的老太太，我们都歌颂你、赞美你的，怎么临死时讲这种泄气的话呢？这个老太太说：你在我枕头底下掏一包东西，就是这种铜钱，里面有两百个铜钱。大家打开一看，果然一包铜钱，两百个，每个铜钱都亮亮的。老太太说：你们知道吗?这就是我守寡的工具。她说：我年纪轻轻啊，丈夫死掉了，我夜里一个人睡觉。灯一熄，我有的时候也想我丈夫，想男人，可是怎么办？我得把这个口袋拿出来，把这个两百个铜钱往地上一撒。灯没有了，蜡烛都熄掉，我就跪下来摸着黑捡这些铜钱，一个一个捡回到我口袋里面，把两百个铜钱全部捡进来。捡进来以后我满身大汗，累得要死，再睡觉我就睡着了。那个时候没有安眠药，她说：这个就是帮着我守? 这就是一个清朝得到过贞节牌坊的老太太临死时这种通情达理的一个遗命，给她们家的要嫁出去的女儿、孙女，给她们家的儿媳妇来讲的一段话。所以，(我们)知道，守寡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清朝才有这种鼓励，当你守寡多少年的时候，六十年，七十年，八十年，儿子有头有脸，或者有权有势，才给你盖这个贞节牌坊。

　　我刚才讲的纪晓岚这个故事，告诉大家人家是古代人，可是思想比现代人还新。现在一个女孩子如果被强奸了，她为什么发生心理上的故障呢？生理上虽然很变化，但没什么了不起，我们客观地来看，可是心理上的压力特别大。为什么这么大呢？就是她解释不出来，解释不开。那古代人更解释不开啦，所以认为强奸即遂，和强奸未遂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我们现在在法律里面，有一条叫做强奸罪，叫做告诉乃论。什么叫告诉乃论呢？你被强奸了，你到法院去告我(诉讼我)，乃论(我法官才管这个事)，你不告我(不诉讼我)，我就不管，不告不理。为什么这样子呢？保护谁呀？保护了强奸犯。为什么保护了强奸犯呢？为什么你不来告呢？因为按照一般的社会说法，说我告你的话变成二次轮暴，第二次被强奸。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整个地描述这个事实，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情况，怎么样被强奸的，强奸犯(被告)就站在你旁边，可想而知他是什么表情，是忏悔呢还是狞笑呢？过去在台湾发生一个事情，一个女的被她家里面的司机强暴了。被强暴了以后就去告，在法庭上，这个司机忽然跟法官说：哪里是强暴啊，哪里是强奸啊，她爱我，我们才一起上床的。弄得这个女孩子被强奸了，还惹了一肚子气，回来以后上吊自杀了。台湾发生过这个事情啊，所以一般的女孩子，报案的，比事实上所被强奸的人少。为什么不报案呢?就是因为觉得报案以后，闹开了，人家说这个女的她被强奸过，对女孩更不利。或者在诉讼过程里面，怕被羞辱，觉得很没面子。

　　对强奸这种罪而言，不应该告诉乃论。可是，为什么要告诉乃论呢？就是从古到今，所流传下来对女人的那种贞节观念，被强奸了，等于变成你一个瑕疵，你不是一个完璧，你不是一个好的女人，因为你被别人搞过，就这样子，就这个观念。所以，为了保护女人的所谓名节，被强奸了就吃哑巴亏，不肯告。所以，告诉乃论是保护了谁呀？是保护了强奸犯。可是这个保护轻微，那个源远流长的对女人的贞节的思想，这个是臭的而流传到现在。

　　我讲这一故事是告诉大家，我们以为我们是现代人，其实我们思想很旧，我们以为古人思想很旧，像纪晓岚，事实上他的思想很新。我特别举出一个新的思想，来给大家看，看看我们古典的书里面，有很多了不起的观念，这些观念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

乾隆 · 发表于 2008-1-14 15:22:51

　　最近，我的女儿在北京和大陆许多地方演讲，她做了一个活动，就是争取我们公民的权利。她所谓的权利大部分不是政治性的，而是觉得要维护我们应有的标准和权利：邻居吵了我们，我们要跟邻居计较，邻居的狗叫了，我们要检举他的狗在叫。我女儿跟我联络，我跟她说：你这样做法，你要准备付出代价。如果愿意付代价，当然就可以争取权益。我特别告诉她，你注意有一个叫Nadar的美国人，我女儿当然知道这个人，她说我会注意。

　　今天，我把这个Nadar的照片展示给大家看。这是什么一个人啊？这是个神经病。美国哈佛大学毕业以后，他不吃不喝，干什么？过最苦的日子，去揭发美国汽车公司的黑暗。就是很多汽车做出来，是不安全的，可是生产者欺骗消费者，骗这些买主，他们掩饰这个黑暗，他就很耐心地去一样一样揭发，一样一样去检举。汽车公司派人收买他，买不动，派流氓威胁他，流氓他也不怕，软硬都不吃。他自己每天只睡四个小时，过得像苦行僧一般的生活，他自己也不开汽车，就这么一个怪物。后来，在美国造成很大一个风气，很大一个响应，害得汽车公司道歉，他变了保护消费者权利的一个英雄人物，可是他付了很多代价。我提醒我的女儿李文(Hedy Lee)，我说你要准备付代价你就可以玩，不想付代价你就心里有数，就是这样子。

　　大家都说我在中国的台湾地区是凶悍的人，我喜欢打官司。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我喜欢打官司。因为打官司便宜，花一块钱，买一个打官司写的告事状，有固定的格式，一天就告一群人。为什么喜欢告人？因为要用法律的手段，帮助我争取我应该有的权利——他不守法律啊，我们逼他守法律，就这样子啊。法律本身是睡觉的，你要使它醒过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我就专门干这行了。

　　可是我争执的对象大部分都是政府，我所恨的国民党的伪政府，民进党的伪政府，我恨这个政府，所以来告他们。这里面最有趣的一点，就是在这个地区有一个法律，后来他们公布了叫做“国家赔偿法”，意思就是说国家做什么事情做错了，包括政府的公务员做了什么错事伤害了你，你有权利向政府要求赔偿，叫做“国家赔偿法”。我曾经在我的节目里面向大家展示过，我有96本书被查禁，我说我是古今中外被查禁书最多的一个人。当时国民党政府查禁我的书用的法律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戒严地区。国民党在台湾搞戒严，是全世界历史上戒严时间最长的。最后，蒋经国在临死以前，为了表示他自由民主，就把这个这么久的戒严解除了。解除前半个月，他们还对我动手。我印了一批禁书藏在台中我母亲在台中一中宿舍的家里。我母亲是台中一中训导处的职员。趁着我母亲在国外探亲的时候，我就藏了一批禁书，藏在里面。在“解严”前半个月，换句话说，过半个月就解严了，所有书以这样的方式就不能禁了，台中市政府联合了台中地区的警备总司令部，找来锁匠，打开我母亲家里的门，冲进去把箱子打开，把我的禁书没收了。没收了以后呢，我立刻就去告。

　　到了法院以后，台中市政府派来代表，警备总司令部那时候也解除了，可是他们也派来相关的人士。他们跟法官说，我们知道李敖先生要告我们，所以在整个的查扣过程里面，我们都现场录影，现在可不可以放给法官看？法官说可以，他们就放给法官看。他们说：李先生家里放了很多纸箱子，有些纸箱子是禁书，有些纸箱子不是，我们就一本一本地打开，一本一本地查，哪一本是禁书放在这边，不是禁书我们回归原位。最后，分出来以后，我们都扫地。你看，我们给他扫地，扫得干干净净，马桶都冲过，我们是这样子客气地把他的禁书搬走了。整个的录影的画面告诉法官，我们是规规矩矩的，或者非常礼貌的，非常清洁的。在“解严”前半个月，最后下手，没收了李先生的禁书。

　　看了那个录影带以后，法官问我意见。我说：就是凭这卷录影带证明了他们犯法。法官说：你怎么证明？我说：法官先生，你记不记得我们有一条法律，就是说政府到人民家里去搜索的时候，要开一个票，叫搜索票，就是法院开的，搜索票要给主人看啊。主人不在家，我母亲去外国了，去看儿女去了，探亲去了，那怎么办呢？法律有规定，就是你要搜索这个房子的时候，如果主人不在家，你这个搜索单位要会同，要跟有一个单位接触，什么人呢？叫做地方自治团体人员，什么是地方自治团体人员？就是邻长或者里长。你要和选出来的邻长、里长见面，把那个搜索票给他们看，然后你才可以打开这个锁，然后才可以到我家里来搜索，不是这样子吗？我要请法官看，整个录影带里面有没有这个画面？他们直接就来了，带了锁匠就来了，有没有拿出搜索票来？没有拿出来。有没有拿出搜索票来给邻长、里长这种地方自治团体人员看？没有这种画面。换句话说，这个重要的法定程序，重要的法定的手续他们不遵守，就是他们提供的录影带按照法律证明了他们乱搞。这个官司打得啊，他们上诉，发下来，一会儿他们有罪，一会儿他们无罪，打了多久呢？打了五年半，最后官司打赢了。大家看看，我让他们赔我的钱，就是新台币

　　在这个官司以前，台中市政府被我打败以前，我告过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也是我的书一出就查禁，每次都查禁，所以，警察在书摊上看习惯了，每个月都出书，都查禁，都没收。有一次，我的一本书出了上册、下册，先出上册查禁了，下册又出来了，警察就没收了，没收了以后被我告，为什么呢？你命令里面只查禁上册，下册你忘了，所以我告你，你不该没收。我的书被没收了，我告了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请我去，叫我坐在那里，摆了茶点给我吃，把那个查禁我书的警察叫到面前，给李先生道歉。那个警察就向我鞠躬——三鞠躬。然后他们就问我，说：“李先生可以原谅他吗？”我说：“他可以原谅，可是我问问看，你们怎么处分他的?”他说：“我们把他从一个高雄市很肥的地区，就是换句话说，可以拿油水的地区，把他调开，调到我们现在这个警察局门口看门站岗，站岗拿不到红包了，所以，这个处分李先生满意吗？”我说：“满意。”他们说：“那李先生跟我们和解啊？”我说：“政府还没有处分，只处分了警察。”他说：“怎么样处分政府？”我说：“要赔我一块钱。”旁边的警察局副局长说：“这个太容易了。”就掏钱要给我。我说：“这个不行。”他说：“为什么不行?”我说：“

乾隆 · 发表于 2008-1-14 15:23:22

　　大家晓不晓得清朝有一个有名的学者叫方苞，桐城派的学者，他给戴名世的《南山集》写了一部序，结果这个书是禁书，乾隆皇帝就下令把他关起来。关起来以后是惩罚的。因为他很有名，他在牢里就很受优待，大家觉得过两天你就会出狱了，就没让他坐在押房里面，在外面可以走动，大的范围是监狱的墙，里边就让他活动。他在里面看啊，就看到：凡是新来的囚犯，这牢头(狱吏)就要修理他，就是要刑求他。干什么？要钱。有一次，抓了一个乞丐(叫花子)进来，叫花子没有钱，他们就修理他，害得叫花子哇哇叫——疼。他就管闲事了
，方苞说：“他没有钱啊，你们修理他干什么？”那些禁子牢头(狱吏)说：“我们干什么你怎么会懂呢?你是书呆子啊。我们干什么?这是我们的哲学。什么哲学啊？我们的规矩就是有钱就不整你，没钱就要整你，就要修理你，就要刑求你。我们知道他是叫花子，要饭的，没钱，可是没钱的不修理的话，有钱的人怎么样？有钱的人会装穷，我们拿不到有钱人的钱了，你懂吗？你这个书呆子不懂，修理穷人是给有钱人看的。

　　大家懂了吧?这个支票，高雄市政府这一块钱支票，打这个官司是为拿到贰佰叁拾肆万捌仟陆佰伍拾陆块这个钱。为什么呢？建立我们的威信。政府常常说，国家有威信，政府有威信，你李敖破坏政府威信。我们老百姓也有威信。什么威信？我告你就告死你，绝不饶你，就好像斗狗一样，一口咬住你，咬住你以后，不是咬住块肉就算了，嘴巴还拧你这肉，这么凶悍。我要一块钱的意思就是：为了一块钱我都会一次一次地去高雄去闹，为了赚这一块钱，何况这二百多万?我一定跟你打到底的，打到你们怕了我为止。果然，这个官司，打了五年半，打到最高法院来，上上下下，发回高等法院，又上最高法院，又发回。最后，法官被我烦死了，同意他们赔我钱。大家懂我这个强盗哲学吗？他们就(因为)有我在，那四个字改写了。什么改写了？我们过去讲“民不聊生”，他说：现在是“官不聊生”，如果人民像你李敖这么刁，就叫刁民。可是“刁民”我们不是乱闹的，我们是很细腻的，很合法的，用你的规则出你的洋相，并且绝对没完没了，这样子啊。

　　所以，我的女儿在北京也好，在华盛顿也罢，只要你向这个社会争取你的合法的权利，争取你的够水准的水准，你就要准备付代价。这话我不是对我女儿一个人讲，我是现身说法告诉大家。大家以为我乱打官司，绝对是错误的，我绝对是按照规则来打官司。我过去打过很多官司，现在不景气，我的官司比较少。请大家注意我下面用的动词，我的官司现在只剩下13个了。你知道我过去打了多少官司？为什么我这样地刁？我并不想打官司，我告诉你我心里的真正感觉，我心里感觉我要意大利，我搞个黑手党，你惹了我了，我把你做掉，这多痛快啊。揍一顿，这多痛快啊。可是，我知道，这不是正规的路。我们要求我们的国家进步，就是要主张法制，我们相信法律。

　　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你们政府不守法，查禁了我的书，然后你们要用假民主表现戒严解除了，(这就)给我一个机会，我要用戒严解除的机会来反过来跟你算账。换句话，我要报复你。你不有什么“国家赔偿法”吗？就要你赔偿给我看，我可以闹到这个程度。后来我才后悔，我后悔什么呀？就是我为什么只把三万多本书放在我妈妈在台中的家里，为什么不多放一点啊？多放一点那赔得更多啊——他没收的越多，查禁的越多，那赔钱赔得更多啊。因为，这书要卖都卖不了这么多钱，只有查禁，我才拿到这么多钱。为什么呢？没有折扣，每本书都按照定价来赔我钱。最后，他们没有办法，他们说：“你要钱吗？”我说：“我不要钱，我要书，书还给我。”事实上，按照法律不是赔钱，按照法律是恢复原状，意思是说你把书还给我，你查禁查扣弄错了，你要还给我。他们还不出来了，被他们烧掉了，他们又不能现印，印的话又要被我告——哎，你盗印我的书，你是海盗，政府就是海盗。本来政府是强盗，现在政府变成海盗——海盗版，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才按照法律赔我的钱。大家知道我花这个钱花得多痛快吗?花得多爽吗？就好像花儿子孝敬你的钱一样，就是那么爽。

　　所以，大家知道，从民不聊生到官不聊生，为什么官不聊生？因为你们这官可恶，你们用非法的方法来查禁言论自由，像新戏里面唱的“我打你不许还手，我骂你不许还口，我杀你不许流血”。今天你杀我这么多刀，查禁我96本书，你“解严”了对不对？轮到我反攻了，轮到我跟你算账了。这个支票就是展示给大家，告诉大家怎么样用合法的方法来争取权利。我不需要革命，我也不需要叛乱，我用他们的规则出尽了他们的洋相，花这钱我花得好爽好爽。

乾隆 · 发表于 2008-1-14 15:24:55

　　以前的节目里面，我曾经匆匆忙忙地谈到，苏联在革命成功以后，列宁跟德国人订了一项对他自己不利的条约。为什么我匆匆忙忙在谈？首先，跟大家说，我这个节目每一集录影的时间是二十分钟，二十分钟来做一个节目相当的困难，原因就是时间太短了。你要写一个主题，和你要说一个主题是不一样的。当你说一个主题的时候，二十分钟刚刚把一个气氛(造出来)，很快你就面临了制作人员向你举牌子，就还剩下十二分钟，然后就剩下六分钟，然后剩下两分钟，剩下一分钟，剩下三十秒，所以你要很快就收尾。换句话说，你做这个节目
的时候，要把它高潮提起来，要赶紧射精，所以，我才跟刘长乐老板说：你给我准备了一个早泄的节目。上一次我提到这个条约，来不及讲，今天我必须把它稍微补充一下。我讲这个早泄性的节目还不够完整，事实上在男女关系里面有一个英文字叫做Quickies。什么叫Quickies啊？中文翻译叫做速战速决，他不算早泻，可是，他要赶紧把这事情做完。我做这个节目好像有这种感觉。

　　我曾经跟大家谈过苏联革命成功以后，德国人那时候跟苏联(那时候就是俄国)还在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忽然共产党革命成功了以后啊，他不要打了，可德国人说：不打怎么行啊？我还要跟你打。苏联为了换取休生养息的时间，他们跟德国订了一个条约，中文翻译叫做《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就是当时订的这么一个条约。订条约以后呢，最惨的一点就是，俄国将丧失一百三十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总人口百分之四十四，百分之三十的可耕地，国家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七，百分之七十五的铁、煤矿，以及一万六千种工业项目中的九千种。列宁虽然无法接受这样羞辱的条约，但他认为：现在只有和平能够拯救革命。当然，签这个约不甘心，所以签约以后他们特别发表一个声明，就是苏方谈判代表为了表明对于条约规定的反对立场，特别声明：苏维埃政府因为无力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的武力侵略，被迫接受和平条约，以保全经革命洗礼的俄罗斯。当时，订这个条约是丧权辱国的，可是，为什么这样订呢？因为他们知道，有一天革命成功以后，苏联强大以后，他们有机会把这些丧权辱国的损失收回来，他们有这种信心。

　　我们再继续看，现在发生了所谓的钓鱼岛事件，顾及外交，日本人遣返了保钓的七个人，这是台湾的报纸登的。为什么呢？在祖国大陆有英雄人，他们登上了钓鱼岛。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明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在台湾这边也公开说钓鱼岛是台湾这个岛的一部分，也是行政区域里面把它算进去了，除了那个混蛋的卸任的所谓总统李登辉，他说是日本人的以外，在台湾也没有人说钓鱼岛是日本的。可是，目前显然没有办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日本的一个有名的混蛋，等于东京市市长石原，他讲啊，他说钓鱼岛纠纷是蒋介石的暗助，当年为了让琉球顺利归还，曾经与密使赴台，然后得到蒋介石的支持。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蒋介石不但出卖了外蒙古，还出卖了钓鱼岛。这些历史上的包袱啊，目前一时是很难解决的。所以，我跟大家说，我们爱国者当然希望很快地收回来，可是，根据国家领导人的总体判断，他觉得把这个问题挂起来比较好。所以，我们在邓小平的选集里面看到，邓小平说，把这个问题挂起来，不要动它。邓小平最有趣的一个说法，他提出来五十年的观念。邓小平说，有一位日本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还要一个五十年，就是1997年以后还要保持香港现行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为什么说五十

　　邓小平有个日本朋友，邓小平跟他谈到五十年的构想，我在四年以前参加台湾地区所谓选举“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日本的记者也来访问我，我就赞成一国两制。我是台湾唯一一个公开并且有力量地来赞成一国两制的人。这个日本记者问我：李先生，你怎么知道五十年以后的变化一定对台湾有利？这个日本鬼子不安好心——你怎么知道是五十年?我说：你知道五十年对你们日本有什么变化吗？当时甲午战争以后，台湾割给了日本人，可是经过五十年以后，你们日本人绝对没有想到台湾又从你们日本人的嘴巴里面吐出来，从你们手里面放开，台湾又回到了中国，这就是五十年的效果，你知道吗？你们日本人知道吗？这个日本人一看到我用台湾做例子，才发现五十年的特殊效果，就是五十年太长了，谁晓得五十年以后怎么样呢？谁晓得五十年以后的世界是什么世界呢？所以邓小平提出来五十年构想，就是给大家一个机会，不但是给台湾机会，也给这边的大陆机会，就是大家比赛嘛，大家安静下来比赛嘛，五十年以后看谁本领大，看谁有优势。所以，我认为这五十年的构想是非常好的一个构想。

　　有一段《左传》里面的古文，晋侯向虞国借道，要打虢国，宫之奇就谏(表示意见)，说虢国是虞国的屏障，虢国亡了呢，虞国也跟着就亡了，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最后，虞国还是要借道给晋侯，结果，晋侯灭亡了虢国，五年以后又开始打虞国，最后把虞国消灭了。然后，把晋国为了借路攻击虢国送的礼物，一个是马，一个是玉器，都收回了。过来以后呢，向晋国的统治者说：“璧则犹是也(这个玉器啊还好好的)，马齿加长矣(只是马老了一点点)。我们现在有个典故啊，叫马齿徒增，就是这个典故。就是说我等到机会以后，多少年以后呢，我强大了我把你消灭。这些话我把它改写的就是，钓鱼岛则犹是也，而中国更强矣——等到有机会以后，我们会回过头来跟日本鬼子算账。目前算账当然不是时候，就是这么简单。我讲的这一故事呢，就是告诉大家，了解整个复杂的情况，不是说我爱国就怎么样，我的看法怎么怎么样，不是的，你要跟国家的整体利益一致才行。

乾隆 · 发表于 2008-1-14 15:25:29

　　大家看这个画像，这画像就是亚里士多德，他的手按着这个河马的头，那个塑像的头。亚里士多德这个字在英文里面，应该念Aristotle。我的老师——台大哲学系的教授殷海光，他爱书爱得不得了，有一次教他的小女儿来念这个哲学家的名字Aristotle。这个小女儿长的牙齿还是乳牙，还不是恒齿，有两个洞，她一念Aristotle的时候，她就念错了，口水就跟着从牙缝里面出来了。这口水出来以后呢，就喷到我的老师殷海光他喜欢的书上面。我这老师一边嘴巴喊“唉哟”，一边拿抹布赶紧擦这个口水。这个笑话一直流传到我们这些学生中
间。

　　这个亚里士多德，他虽然是有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可是他闹过一个笑话，就是他说男人的牙齿比女人的多。其实，不管男女，都是三十二颗牙齿，乳牙是二十颗，乳牙掉了以后换成恒齿就是三十二颗，男女都一样。可是，亚里士多德硬说女人的牙比男人少。他并不应该用手去摸河马的头，他应该去摸摸他太太的牙齿，或者看看他太太牙齿，一数就知道，你老婆的牙跟你一样多。为什么会闹这个笑话呢？就刚才我所说的“马齿徒增”使我想起来，连带地想到这个笑话。

　　这就告诉我们一个结论，就是该属于你的就是你的，不该属于你的就不是你的。所以，我认为，我们要了解：该属于谁的就是谁的，钓鱼岛属于中国的，日本人要也要不走。邓小平告诉我们，钓鱼岛这个问题可以挂起来，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能解决，下一代比我们更聪明，会找到解决的方法。邓小平一再讲，他说这个钓鱼岛的问题，我们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比我们更聪明，他们来解决。

　　我必须跟大家说，现在这个世代在不断地改变。我们看，这是当年的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严复，他们是第一代的爱国者。严复以后就第二代。严复的孙子严侨他们第三代，他是共产党到台湾来被抓起来，本来跟我联合起来，带我回大陆的，结果他被抓起来。我以为他死在了监狱里面，后来胡适写了一封信给我，告诉说：你的老师还活着。这封信是胡适亲笔写给我的：李敖先生，有个好消息报告你，严停云女士，就是《智慧的灯》的作者，和她丈夫叶明勋先生昨天来看我，他们说严以侨(就是严侨)已恢复自由了，现在台北私立育英中学教书。他喝酒太多，身体颇受影响。我盼望这个消息可以给你一点安慰，胡适。这是1961年10月29号，他这封信怕国民党的伪政府检查，所以，他托我的老师带给我的——敬乞姚从吾先生便中交给李敖先生。

　　我举这个例子告诉大家，严复那第一代的救国方法已经过去了，他的第二代也过去了，第三代是共产党，在台湾做工作结果被抓起来了。我那时候十九岁，本来预备跟他一起偷渡回到祖国大陆，我不要住在台湾，可是他被抓起来了，这个梦就碎掉了。现在第四代，严复的(重)孙子在做什么?就在台湾的媒体里面，他是个重要的人物。换句话说，严家的四代，这个福建的大族，他们有不同的方式去爱国，不同的方式去救国。

　　今天我们所遭遇完全是新的一代了。在祖国大陆，今天我们看到国家领导人，他们的年纪都比我轻啊。为什么绝大部分都比我轻，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新的一代。真正说是我们所了解的那种“土八路”，那种小米加步枪打天下的，那种革命的方法已经没有了，现在要靠现代的科技来保护祖国，来帮助我们将来能够富国强兵，才能够收回钓鱼岛，不是吗？所以，我们对整体的了解知道，邓小平所谓的下一代也许比我们更聪明，我们希望这个事实能够兑现。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如何保持个人的人权，个人的尊严，可是又能够对国家的安全贡献出真正的力量。

乾隆 · 发表于 2008-1-14 15:26:07

　　法国大革命的时候，用那个断头台杀了很多人，其中杀掉了罗兰夫人。罗兰夫人临死以前讲了一句话，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她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是假儒之名己行。在你自由的名字底下做台，很多事情都是假借自由做出来的。她还有一句名言，到现在我还记得，就是：我认识的人越多越喜欢狗。这是很愤世疾俗的话，意思就是说人不如狗。

　　大家看十几年前的我的一张照片，我跟我弟弟养了一群狗，这都是些长不大的小狗，非
常的可爱。可是，我喜欢狗并不养狗，为什么呢？太花时间。我花很多的时间用在书本上面，用在写作上面，没有时间养狗，所以，我只是喜欢狗而不养狗。我讲这个故事告诉大家，我基本上是愤世疾俗的一个人。我有很愤世的一面，我也会赞成这样的说法：我认识的人越多，我越喜欢狗——人不如狗。可是，我解决我这个愤世这一面，用很多的方法，这些方法不包括生闷气在内。

　　过去北京大学一个有名的教授，叫做熊十力。熊十力参加过辛亥革命，可是，后来他发现中国革命已经被蒋介石给篡夺了，他恨蒋介石，恨到什么程度呢？恨得早上起来看报纸，看到有蒋介石照片，把裤子解开，塞进去擦擦擦，用蒋介石照片就这样擦起来了，他恨蒋介石恨到这个程度。

　　我的老师殷海光先生就是台大哲学系的老师，办《自由中国》杂志，后来雷震被关起来，蒋介石没有抓殷海光。殷海光最后得了胃癌。我押掉了房子来救殷老师，可是，他还是死掉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为什么得了胃癌——他吃饭的时候忽然想起了蒋介石，筷子一放骂起蒋介石来了，大骂特骂，而且气得要死，气得自己都不能吃饭了，最后呕气呕死了。所以，我才笑我这位老师，我说他是哲学家啊，哲学家怎么会得胃癌死掉？胃癌原因很多，但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心里面不愉快。哲学家都想不通，心里不愉快，这个哲学白学了。这个病啊，不该你得的病你得了，就好像一个神父他死掉了，得的什么病呢？梅毒。神父怎么可以得梅毒这个病呢？所以，孔子讲一句话，说“斯人也，而有斯疾也”。神父不可以得梅毒，哲学家不可以得胃癌。所以，我李敖不管是什么家，我绝不会因为我痛恨什么人，或者痛恨什么政府而生闷气，我才不要生闷气，我的本领也不这样乱用。

　　大家看啊，美国当年有个重量级的拳王，世界级的，叫做乔路易。他有一天跟朋友吃饭出来，忽然在路上跟一群流氓冲突了。这些流氓不晓得他是乔路易，不晓得他是重量级的拳王，他这一拳出来是三百磅的力量，能打死人的，就动手了——打，不晓得对面这个黑人很壮，是个拳王，有眼不识泰山。他的朋友就(等着)看他打，他不打。他朋友说你打呀打呀，这个乔路易不打，宁肯被人打了几拳，他不打，息事宁人回去了。朋友们就问他：你为什么不打？他说：我这一拳就三百磅，我会把人打死；第二，我这一拳多值多少钱啊?我是打比赛的，我这个拳是打小流氓的吗？不打。几十年来，我李敖被人家中伤，被人家诽谤，被人家造谣，被人家污蔑，被人家在网站上臭我，我见得太多了。我在乎不乎？我才不在乎。不在乎并不是李敖脸皮厚，不在乎是说以我的身价，以我的精明，我该出拳我才会出拳，不出拳是我不会打这些小混混，我不会打。

　　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今天的生活方式有我特殊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别人所不了解的。就好像歌王卡罗素一样。有一次，卡罗素在一个餐厅里吃饭，一个临桌的人过来跟他握手。他说：“我好崇拜你啊，卡罗素，你是个伟大的冒险家。”他一想：我怎么会是个冒险家?原来《鲁宾逊漂流记》(的主人公)鲁宾逊的名字就是Crusoe，吃饭那个人把他当成《鲁宾逊漂流记》的鲁宾逊了，因为名字是一样的。卡罗素碰到那种窘态，他也会觉得让他过去就算了。所以，我李敖告诉各位，我不会被人家气死，我不生气。别人对我的不了解，我觉得是可想而知。一定有很大的一批人，对我不了解。不了解的原因大部分我知道，是他们无知，他们的境界、他们的水平达不到你的水准，所以会对你有很多奇怪的要求。譬如说，我李敖只结婚两次，可是在大陆，有的书里面说我结婚三次，我在大陆多结一次婚。我一个好朋友叫陈兆基，看了一些大陆对我报道，他说：“李敖啊不得了，你在大陆就像西门庆一样，像《水浒传》勾搭潘金莲的西门庆一样，好像变成大色狼一样。”我一想我就笑，对我实在是不够了解。

　　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我们个人内心行事。譬如说，我常常赞美我自己，大家觉得好好笑，但是我是用一种玩世方法来赞美的。事实上，我们所看到那么多的芸芸众生，发现真正能够特立独行表达自己的，从古到今，的确很少。明朝有一个人叫顾宪成，东林党的顾宪成，当时明朝的宦官魏忠贤(魏忠贤九千岁啊，皇帝万岁他九千岁，满朝的文武都拍他的马屁)活着的时候，就盖那个祠堂。我在北京所念的小学(现在还在，新鲜胡同小学)的校舍，就是当年魏忠贤的祠堂。有一次魏忠贤过生日，大家签名祝寿，有人就替顾宪成签了名。顾宪成说：这还得了吗，我怎么会给他祝寿？他就跑去了，拿把小刀，打开签名册，看到那个签名，用小刀把名字挖下来——老子才不给你签名呢，我才不拍你这个马屁呢。他就是这么一个个性。我们看起来多么的了不起，并不是说全面性的，一个人只要在这种黑暗的世界里面，他能够散发一个荧火虫似的光芒，我李敖就佩服他。

乾隆 · 发表于 2008-1-14 15:26:41

　　大家看这个人，叫溥心余。他是什么人？他是溥字辈的满族。中国末代皇帝(宣统皇帝)就是溥仪，他叫溥儒，字心余，他是咸丰皇帝的弟弟恭亲王的孙子，大画家，清朝灭亡以后他就画画。你不要小看他，他是德国的生物学博士，后来就到了台湾。到了台湾呢，他怎么样做？他不用什么钞票，他出门也不用钞票，也不会用，他过着他自己另外一个世界的生活。这时候，有一个贵妇人想要学画，要拜他为师，这个贵妇人是谁呢？就是蒋介石的老婆宋美龄。宋美龄在台湾小朝廷里面待着没事儿干，附庸风雅，想要画画——画国画，就想到我
们台湾有一个国画大师啊，就是溥心余(溥儒)，就通知他要拜他为师。溥儒说：别来，我有个条件，按规矩来。什么规矩呀？你要对我磕头。你拜我做老师画画可以，我愿意教你，你要磕头——按规矩来。我眼里没有什么“总统”夫人，没有什么蒋夫人，统统没有，只有学生，你要磕头。好了，蒋宋美龄这个架子放不下来，不肯磕头。不肯磕头我就不收你，你不要怪我，我不收你。他就不收你，就骨头这么硬，就这样子。

　　溥心余这么一个故事被我李敖捡到了，我都会在他死后多年，这样地赞美他。所以，我认为我们有很多的机会，不是说啊现在是“文革”了，我们都没有办法，我不这样看。我认为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去表现自己，或者闪躲掉，有原则地闪躲掉一些可以闪躲掉的伤害。我们像个猫一样。大家看到这个猫没有，你从天空把它丢下来，它一开始是这个姿势的，在天空里能够这样的转身，然后再这样转，然后再这样落地，知道吗？连猫都会打个滚儿，人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智慧?当然，我承认有人运气太坏，过不了关，我承认。可是有些时候，有运气好的时候。我们想想看，每一天飞来横财和飞来横祸的机会，其实一样多吧，是不是？有些东西好和坏是很难讲的。

　　我佩服中国古代的管子(管仲)，在《史记》里面记载说他有个本领，什么本领？能够化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来了一个飞来横祸，他就把它搅搅搅，对他有利，人家失败的东西，他搅搅搅把它搞得成功了，化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人生标准。当然，有的人说人需要很狡猾。我承认，需要很多的狡猾，狐狸能够活就是完全靠它狡猾，所以，我觉得狡猾并不是一个罪状，狡猾本身也是很重要的。在这个时候我才告诉大家，我真正的作为，我觉得人生对我最快乐的事情就是说真话。

　　我们看到那皇帝穿的衣服，最后是大家觉得什么衣服都不穿，反倒有衣服了，大家都知道是骗皇帝的，皇帝不以为被骗就出巡，然后大家看到这个画，看到没有？《国王的新衣》。出来以后呢，国王戴着皇冠，拿着权杖，结果以为穿着礼服——人家看不见的衣服。只有一个小孩子讲了：国王怎么没有穿衣服？每个人不敢讲真话，小孩子敢讲真话。我并不要装什么小孩子，可是，我李敖一辈子用我的文章、用我的嘴巴、用我这种特立独行的性格、用我一种也相当狡猾的手段，我来讲真话。不是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事情都有这样的现象，就因为我肯讲真话。可是，现在有一点问题，我三年来开了三次刀，为了检查又做了三次的全身麻醉。换句话说呢，我三年来六次全身麻醉，三次开刀。最近一次是前列腺开刀，开刀以后呢我有一个症状，就是我觉得我的反应变得慢了，变得迟钝了。最严重的一个症状，就是我发现，人家是口是心非，我是心是口非，就是常常说出来的话啊，我自己不是那样说的，可是说出口来我不知道。

　　前一阵子台湾有一个所谓公投的辩论会，我参加了那个辩论会，把民进党的高雄市市长，也是我的小朋友谢长廷，打得落花流水。出来以后，陈文茜陪我招待记者。我在记者会上当面就讲，我把陈文茜叫成了陈水扁，大家都笑，陈文茜也笑。我都不晓得别人为什么笑。我就想：怎么搞的?原来我心里所想的事情跟我嘴发出来的事情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会闹出来这种笑话。

　　最近我还闹了个笑话，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有一次我谈到攒指这个事情。我被国民党伪政府刑求，就夹指头这样的事情，我还引用了一段那个书给大家看，我明明引用的是《老残游记》，我说出来的是《儒林外史》。大陆的一个观众王磊看到了，他通知我女儿写信给我，说：你怎么会搞出这种错误来？我就告诉为什么我会心口不一，我心里想的跟我所讲出来的有这么大的落差。

　　告诉大家，你们看我的节目，要看快看。我刚过了西洋算法的六十九岁生日，中国算法我就是七十岁。我七十岁，现在体力越来越往下走，我的智慧是最成熟的一段，所以，我现在即使有错误，结结巴巴，甚至是有点乱的，乱七八糟的，(还是可以)把我的这些智慧啊，讲出来给大家听。这个阶段过去以后，你们要听也听不到了，要看也看不到了。什么原因呢？这是我给大家展示过的一张照片，就是这个英国的Ruskin。Ruskin这个有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他告诉人们说：你们千万不要看到一本书的作者，你只看他的书就好了，看他本人没有意思。今天你们很不幸，你们不幸要看这个老头子在这里张牙舞爪。我的不幸就是明明我已经老了病了，可是我还要展示给大家看。这就是Ruskin年老了以后。他在六十九岁(我现在这个年纪)的时候，他就病了，就不太能写东西了，完了以后就变成这个德行了。你们可能看不到我这个德行，可是我必须提醒大家，请珍惜看《李敖有话说》，因为可能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你就看不见了。

乾隆 · 发表于 2008-1-14 15:27:14

　　过去我跟大家说过，我写的书有九十六本被查禁了，我是人类有史以来，不论是古今中外，我写的书是被查禁最多的一个人，直到写呀写呀写，把国民党写垮了为止，他们对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当年查禁我书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宋楚瑜，那次参加所谓中华民国总统选举，他做为“副总统”落选了。他查禁我的书的时候是新闻局的局长。查禁我的单位不只新闻局，还
有很多单位，不过，新闻局是个重要的单位。他有一次来看我，我跟他笑，我说：楚瑜兄啊，你们打不过我们。虽然你是国民党的文公会主任，虽然你是新闻局的局长，可是，搞宣传你们打不过我们。怎么样打不过我们？我说：我李敖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别人都信，可是你们国民党把白的说成白的别人都不信。那意思就是说，即使是颠倒黑白，我们本领也比你强。说得宋楚瑜一直在点头笑。

　　我们真的有这个本领，就是我们真的是能说善道，笔能够写，会搞宣传的人。现在搞宣传，其实已经非常安全了，你晓得过去搞宣传，表达你自己的言论自由，是什么下场吗？我拿一个14世纪到15世纪的宗教领袖胡斯的画像画片给大家看。看什么？他在这里被捆起来了，捆在柱子上面。干什么？用火来烧他。这位胡斯就这样被烧死了，在四十二岁这一年被烧死了。为什么？你不是争取言论自由吗?你不是要跟教皇来别苗头吗?教皇就罗马的教宗，就可以在最后整到你，虽然你是大学校长，把你照烧不误，把你烧死了。可见当时争取言论自由要付多少的代价。

　　在台湾有一段时间，也就到现在啊，大学毕业的男生要做预备军官，就是你一定要当兵。可是当军官，现在比较难一点，要考试了，当年我们(那时候)是一定强迫你当军官。所以，我在台大历史系毕业以后，就当了预备军官，就是第八期的预备军官。

　　这就是我的军官照。大家看我的军装照，做一名军官。请大家看我的退伍令，这是我的退伍令，可以看到我入伍的时候是四十八年，就是1959年9月9号，我的退伍是五十年，就是1961年2月5号，我是变成预备军官的，我是少尉。当我做预备军官的时候，因为是一年半的时间，头半年(前六个月)是做入伍训练，入伍训练以后呢，就分发到部队里面做正式的预备军官少尉排长。

　　在半年的入伍训练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这个学校(陆军步兵学校)的指导员，就拉大家加入国民党。很多人已经是(国民党)了，可是有少数的人还不是。他的理由是说，如果你不加入国民党，我们分发的时候就把你们分发到金门，分发到前线，面对着大陆，面对着共产党。

　　那个时候金门为什么可怕呢？因为就在头一年，金门发生了炮战。炮战的时候，在两个小时以内，落弹五万七千发，在四十四天以内，一共打下了四十八万个炮弹，换句话说，这些炮弹打得台湾喘不过气来。第一次炮打过来的时候，台湾三个副司令官当场被打死，“国防部长”当场受伤，非常恐怖的一次炮战。所以指导员说，如果你们不加入国民党，就派到前线，派到金门。

　　这一下子把大家吓坏了，怕去金门呀，大家纷纷入党，几乎都入了党。我不肯。指导员找到我，说：“李敖你不怕死?”我说：“我怕死。”他说：“为什么不加入国民党?”我说：“加入国民党比怕死还可怕，所以我宁肯死，也不加入国民党。”他说：“你开玩笑，你加入不加入？”我说：“我不加入，你派我去前线我去好了。”结果，最后一天分发的时候，我没有去金门，而临时加入国民党的一些人反倒派到金门去了。他们很奇怪啊，不是说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就不去前线吗，怎么现在叫我去呢？气得有人把党证就撕掉了——欺骗我们哪。指导员说这个有原因——前线什么地方?需要很安全的、很忠贞的人在前线，李敖这个家伙不可靠，他的安全我们有顾虑，他对我们国家的忠贞有顾虑，所以，他在后方对我们比较安全。所以他不去你们去，变成这么个笑话。

　　我在台湾也没有得好，就参加了一波一波的所谓的前瞻训练，就是训练新兵。训练的时候早上还在嘉义，晚上就走到了高雄县，每天都走八九十里，这样走非常的辛苦，原因和我不是国民党有关。可是，我宁肯保持我个人的特色，也不加入国民党。

　　这就是我常常说的，在这个国家乱的时候，政治不上轨道的时候，你自己不能完全怪环境，完全归于环境，因为有些时候，你自己有选择权，(看)你肯不肯选择。我李敖是敢选择的人，我做预备军官以后，有六成的机会，好比说突击训练，我要报名参加，营长说你是预备军官，不准参加。有跳伞训练，我就报名参加，营长说你不准。什么原因呢？他说：我们普通那些老的军官摔下来死就死了，你们预备军官摔死，我们有责任，所以不要去。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躲避任何表现我的勇敢的机会，我从来没有躲避，我却阴错阳差，能够好好地活到现在，因为这也是我的运气。我承认，运气是一个原因，可以说我碰到了好运气，可是，我也受了一个人影响，我跟大家说，这个人就是美国的文学家海明威。他是非常勇敢的人。西班牙时内战，他去参加，当一个炮打下来整个屋子炸开的时候，大家都钻到桌子底下，他老兄还坐在桌子旁边在啃他的鸡腿，满身都是土，他还吃他的鸡腿。他是这么勇敢的一个人。我觉得他给我很好的一个启示，他使我变成一个勇敢的人。

乾隆 · 发表于 2008-1-14 15:27:39

　　我在做预备军官以后，分发以后，分到了国民党的十七师，这是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十七师师长叫做汪敬煦，当时上校，后来这个人做了上将，做了台湾所谓国家安全局的局长。他就下达了一个指令，要杀掉我。大家知道吗?我的老师长要杀掉我。什么原因呢？根据我的好朋友郭冠英探听的消息，当时黑社会找到了安全局局长汪敬煦，就是我的老师长，他们说“台独”利用本土帮会壮大，黑社会的竹联帮，可为国家安全效力，不应该压制。汪敬煦上将说可以考虑。后来陈启礼他们追问见面的结果如何，沈野又去见汪敬煦。汪敬煦说：我是
局长，怎么能随便与帮会人物见面?他们就是这个帮会人物，真的爱国要做出些表现来再谈。沈野问要怎么做，要如何。汪局长说：去把李敖教训教训。他们的教训就是把你作掉。沈野等就转告了陈启礼，陈启礼说可以办。就在这个时候，陈启礼又因为导演白景瑞的关系认识了汪希苓，就是情报局局长，他叫汪希苓，安全局局长叫汪敬煦。这两个姓汪的分别下达了指令。情报局局长汪希苓说，应该先干掉江南，就是在美国写《蒋经国传》的这个江南。陈启礼他们就到美国杀掉了江南，江南就这样子被杀掉了。江南被杀掉以后，这个事情被闹大了，因为被美国人破案，给破出来了，闹大了

　　争取言论自由，第一个特色就是：我要因反对而反对。有人说，你这个反对不理性，错的。

　　美国大法官Homes，九个大法官之一，当一个大法官的解释其他人都赞成，一致通过的时候，他一定投反对票，变成八比一。法理上面他知道应该通过，可是他说他要反对。为什么要反对？他说：要给我们的同胞了解到，就是不可以在最高法院有众口一声、全票通过的这种现象，要有一个表达反对的精神。所以，反对的精神比赞成更重要。所以我认为，争取言论自由，像我们这种人，本身就是为反对而反对。

　　我蛮喜欢一幅漫画，就是这幅漫画，一个画家他一定打倒(down with)。打倒什么？为什么呢？他为打倒而打倒。为什么为打倒而打倒呢？因为这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的一个方向——为打倒而打倒。我跟大家谈过悬崖理论，这就悬崖对不对，看到没有这个悬崖？看这悬崖，就是说你不敢到边上来，因为你怕掉下去。可是，我跟大家举过例，有本领的人就可以在悬崖边上而不掉下去，什么原因呢？因为那些控制言论自由的，注意，他不算是我们的敌人，而是他们有的时候跟我们的看法不一样。他们口口声声认为违反法律的规定，我告诉大家什么是法律的规定，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法律上规定——按照德国的标准，是法律上不可以的以外都可以；按照法国的标准，法律上可以的以外其他都不可以；按照意大利的标准，法律上不管可不可以都可以；按照苏联的标准，法律上不管可不可以都不可以；按照台湾的国民党的标准就是，法律上规定的不管可以也好，不可以也好，都可以，也都不可以。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变化呢？就是法律上给它的弹性的解释。拿破仑曾经自豪地说，他的本领不在东征西讨做了法国的皇帝，征服了欧洲，他的本领是开创了一部《拿破仑法典》。可是他附加地说了一句，如果什么人解释这个法典，我的法典就完蛋了。这法律怕解释。刚才我举了德国、法国、意大利、苏联跟台湾的国民党伪政权，他们这种对法律的解释都不一样。这就告诉我们，言论自由可以不可以，这里面有很大的弹性，就是我说你可以你就可以，我说你不可以就不可以，这就是弹性。我们要摸索出来这个弹性。

　　我再讲一遍，干涉言论自由的人和单位，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可是他们的观念，他们的血压，他们的情绪，他们的打牌输赢，他们跟老婆吵不吵架，都会影响到这个言论自由的标准，都会决定他要不要查扣你，要不要在电视节目里面用广告给你盖台，把你给挡住，把你节目过滤掉，都有关系。我再讲一遍，他们不是敌人，可是有的时候他们脑筋跟不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不断地推推推，不断地磨合磨合磨合，不断地争取争取争取，为什么呢？要得到一个机会，把真理讲出来的机会，换句话说，这都属于悬崖旁边的活动，在这悬崖边缘去活动。这时候我们谈一句英文给大家看，说：Those who go tiger hunting(他去打老虎的人)，should remember that(他就记得)，there are tigers and tigers。打老虎的人应该记得这里啊——tigers and tigers。什么意思啊?不是“老虎啊老虎”，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很多老虎”，也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英文什么意思啊?tigers and tigers，是“有的老虎是容易打到的，有的老虎是很难打的”，叫tigers and tigers。

　　在言论自由上这些干涉我们、控制我们的人，有的是很容易跟他们讲通的，有的是不容易讲通的。能讲通的就讲通，不能讲通的我们要磨合，最后要讲通为止。所以，像台湾就发现这一现象，真正查禁我书的人宋楚瑜到我家里来，觉得当年查禁我书查禁错了，不查禁，所谓国家也不会亡。当年查禁我书的台湾的“国防部总政部主任”许历农上将也是(这样)啊，当年查禁我那么多书，后来在公开场合向我道歉，说对不起我。他们发现这些书查禁了，他们的政府也会亡，他们想通了。当然，他们大部分在下台以后，才恶梦初醒。可是，总算想通了，是一桩好事。这就是我所说的：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可是，他们的脑筋要改头换面。要洗面革新需要我们帮忙啊，推他一把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乾隆 · 发表于 2008-1-14 15:29:10

　　你看到没有，最近大陆的海关在缺乏明确的界定之下，用走私违禁品(印刷品)的理由去查扣书，看到没有？结果香港的《亚洲周刊》被查禁，《亚洲周刊》的总编辑，我的好朋友邱立本啊，他们由江迅、王健民出面去告，去告查禁这个行为对不对。怎么斗的呢？书被没收告海关，他们打赢了官司。这证明了中国大陆法律不是不可以试验的，原来这法律会保护我们的言论自由。所以，看到没有，朱元涛一审败诉，他再向北京高级法院提出上诉，结果呢，北京高等法院在今年8月宣判，撤销中级法院判决及海关处罚。朱元涛认为胜诉标志着大
陆法制建设向前迈步。打官司打赢了，那海关乱查扣我的书啊，我就告你，怎么样?告赢了。所以我说，我们努力的结果，其实不是白费的，言论自由要靠争取才能够得到，并且我们真的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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