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虻和他的父亲 情人和她的情人
* k% x% `6 q0 w! o* z }革命故事的讲法与伦理, G- d& U/ c. d. U
) o, F: L( W2 l, }/ u
牛虻的伦理故事为何惊心动魄?这里面有这么一个问题:当一个人生命被感受为破碎时,应该如何生活。 3 v) r/ O5 @+ n1 H
基于“私人的痛苦”的伦理是否必然是革命意识的酵素?
' l9 v1 i. Z" N2 d/ ?7 C
; }/ v) l7 @* N4 U8 T8 T 个人情感受伤的事太寻常,也是太人性的事。生活不是按照理性的设计或个人的美好愿 ' J+ ^& G* h5 x, e! z
~9 s/ Q! N% K7 R 望发生的,而是各种意外机缘杂凑出来的,总会有一些人因人性的软弱而伤害别人,有一些人因无辜的懵懂过错而被伤害、平白无故情感诚挚而受伤。个人情感生命的破碎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呢,还是生命在体问题?如果个人情感的受伤是生命在体性问题,而不是社会政治问题,因情感的受伤寻求革命性的补偿就搞错了。人类有宗教,差不多就是为了化解“私人的痛苦”。耶稣、佛陀、庄子的教诲几乎都在开导人们如何化解自己“私人的痛苦”,这些教诲后来成了一种宗教伦理。牛虻不是从宗教伦理寻求化解自己“私人的痛苦”,而是借助于一场民族国家的革命。法国大革命以来,出现了一种动员个体身体的“私人的痛苦”起来革命的伦理。在丹东事件中,我们已经知道这一情形。革命者当然并非都是出于自己“私人的痛苦”。琼玛和玛梯尼也是革命者,但他们不是出于自己“私人的痛苦”,而是出于对社会政治问题的看法要革命。就个人情感来说,他们也有痛苦,他们的生命也破碎了。为什么他们的生活态度与牛虻不同?琼玛说牛虻“对人性的神圣不够重视”,究竟是什么原因,难道对人性的神圣非要重视不可?有人性的神圣这回事吗?
9 w% p: Y8 b3 ^9 F5 |
# x* @1 ~6 K" q0 p 我很想搞清楚这些问题,搞清楚牛虻借助于一场民族国家的革命来化解自己“私人的痛苦”带来的伦理后果。
1 R4 l/ _% w0 G" R* e" D- [
3 C" C+ F; I) R" c6 M 我晓得,这样想是犯法的。 # |, @6 J- ]: m4 x
( C# `) o% }% T, h0 h; L: e: a
犯什么法?
* l# z. _: v. k, Z. r$ ]* c1 E/ J( M
% w* p7 ~) r; S } [ 革命思想的道德法。丽莲的《牛虻》是革命者成长小说的典型,牛虻的人格典范哺育了不少革命者人格,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蔑视人性的神圣的行为才是神圣的,哪里可以质疑?在人民伦理的约束中,一个人不需要、也不允许想与自己的身体切身地相关的伦理问题。 & s/ |: S3 `# Q$ G0 T2 }" p+ q
; ]$ Q: [' T9 D9 Z2 E4 R- U0 {$ Z 可是,琼玛的眼泪和玛梯尼的抱慰让我无法释然。乘黄鼠狼还没有来,我想赶紧搞清这些问题。 |* o9 z4 g- M4 R
, B2 U1 `% q+ Z, T 我一无所获。 3 h3 Q3 G4 D) U: m- I
, f# D4 z: j( H 丽莲的讲法是革命故事的讲法,不是伦理故事的讲法:革命故事的讲法只有唯一的叙事主体,伦理故事的讲法是让每个人讲自己的故事,所谓多元的主体叙事。丽莲只让牛虻讲叙自己的故事,使伦理故事变成了革命故事。要把革命故事还原为伦理故事,就得拆开丽莲编织的叙事。
3 t4 [) k- }9 n- V M M; a+ s
6 _" \) j+ f6 p* X+ z 如果让牛虻故事中的每一个当事人讲自己亲身经受过的故事,会怎么样?
; r0 g `, K4 u4 Z7 H# z1 x% H/ q6 J g2 R$ \
那天夜里,黄鼠狼一直没有来。我躺在寂静的山坡上,望着缀满星斗的瓦蓝的夜空,眼前出现了玛梯尼和绮达、牛虻和琼玛以及蒙太尼里大主教,他们各自对我讲起自己的故事。 |